重阳节的那块糕
烟火渡的重阳节，是从一块糕开始的。老街上的老人们说，重阳要登高，要插茱萸，要喝菊花酒，还要吃糕。“糕”和“高”同音，吃了糕，就能步步登高，一年比一年好。这个讲究不知道传了多少年，也没人说得清是从哪一辈开始的。反正每年九月初九早上，老街上的糕饼铺门口就排起了队。队伍里大多是老人，也有年轻人替父母来买的，还有小孩子被大人打发来跑腿的。糕饼铺的老板姓陈，五十多岁，做糕点做了三十年。他做的重阳糕是这一带最有名的，方方正正的，上面撒着红绿丝和核桃仁，底下一层糯米粉，中间夹着豆沙，蒸得软糯香甜，趁热吃最好。
阿禾是在重阳节前一天注意到那块糕的。那天下午她去老街买菜，路过糕饼铺的时候，看见门口贴了一张红纸，上面写着“明日重阳，糕点供应，每人限购两块”。她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透过玻璃窗看见陈师傅在案板前揉面，旁边摆着一排木头模具，有方的有圆的，花纹很深。她想起小时候外婆每年重阳都会买一块糕回来，切成小块，分给全家人吃。她那时候不爱吃，觉得太甜太糯，咬一口就放下了。外婆说，重阳糕要吃完，不能剩，剩了就不吉利。她只好把剩下的半块塞进嘴里，嚼了半天才咽下去。
第二天早上她去了糕饼铺。队伍已经排到了街角，她站在队伍末尾，等了将近半个小时才排到柜台前。陈师傅认得她，说，阿禾，你也来买糕？她说，嗯，买一块。陈师傅说，一块够吗？她说，够。陈师傅从蒸笼里铲出一块糕，用油纸包好，递给她。糕还是热的，隔着油纸烫着她的手心。她说，多少钱。陈师傅说，五块。她付了钱，拿着糕走出了铺子。
她没有立刻回家，而是沿着老街往渡口方向走。走到桥头的时候，她看见老陈头坐在桥栏上，手里也拿着一块糕。他看见阿禾，说，买了？她说，嗯。他说，我也买了。他把手里的糕举起来看了看，说，我老伴以前爱吃这个。她说，那您买两块？他说，一块就够了，她那份我替她吃。阿禾在他旁边坐下来。老陈头掰了一块糕放进嘴里，慢慢嚼，嚼了很久才咽下去。他说，她走的那年重阳，还念叨着要吃糕。那时候她已经吃不了硬东西了，我就把糕蒸软了，用勺子喂她。她吃了两口，说甜。那是她最后一次吃糕。他说完，又掰了一块放进嘴里。
阿禾坐在那里，手里攥着那块糕。油纸已经被她的体温捂热了，糕的香气从纸缝里渗出来。她想起外婆最后一次过重阳。那时候外婆已经八十多岁了，牙口不好，吃不了硬的。她母亲把糕蒸得烂烂的，用勺子挖着喂外婆。外婆吃了两口，说，太甜了。她母亲说，甜了好，甜了日子就甜。外婆笑了笑，没有再吃。那是外婆最后一个重阳节。第二年秋天，外婆就走了。
老陈头吃完糕，把油纸叠好塞进口袋里。他说，你还不吃？她说，带回去吃。他说，凉了就不好吃了。她说，我回去蒸一下。老陈头点点头，站起来，拿起靠在桥栏上的竹扫帚，慢慢往老街那头走了。阿禾坐在桥栏上，看着他的背影。他走得很慢，扫帚在地上划出一道一道的痕迹。她忽然想起一件事——老陈头的老伴也姓陈，以前在镇上供销社上班，每年重阳节都会来这家糕饼铺买糕。她小时候见过她一次，一个圆圆脸的老太太，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后来她走了，老陈头还是每年重阳都来买糕。一个人买一块，一个人吃。
阿禾拿着糕回了老屋。她把糕放在蒸笼里蒸了几分钟，热透了以后拿出来，放在盘子里。她切了一小块，咬了一口。很甜，很糯，和记忆里的味道一样。她嚼着那块糕，想起外婆说的那句话——重阳糕要吃完，不能剩。她以前觉得那是迷信，现在觉得那里面有一种很朴素的东西。糕要吃完了，日子才能继续过。她坐在院子里，一口一口地把那块糕吃完。吃完以后她把盘子洗干净，放回橱柜里。她站在院子里看了一会儿天。秋天的天很高，云很淡，风从江面上吹过来，带着一点凉意。她想起老陈头坐在桥栏上吃糕的样子，想起外婆坐在藤椅上被喂糕的样子，想起糕饼铺门口排队的人。他们都还在，都在吃同一块糕。糕是一样的，吃糕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重阳还在，糕还在，那些吃糕的人留下的记忆还在。
她把油纸折好，夹进了一本旧书里。那张油纸上沾着一点糕的油渍，还有她手心的温度。她不知道明年重阳节她还在不在这里，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来这家糕饼铺买糕。但她知道，糕饼铺还会开着，重阳糕还会蒸出来，排队的人还会从街角排到街尾。老陈头还会来买糕，一个人买一块，一个人吃。她想起老陈头说的那句话——她那份我替她吃。她想，人走了，日子还在。人吃不了了，还有人替他们吃。这大概就是重阳糕的真正意思。她合上书，把书放回书架上，转身走进屋里。水开了，她倒了杯水，端在手里，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老街。老街很安静，阳光落在石板路上，暖暖的。她喝了一口水，把杯子放下。重阳过了，日子还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