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坎庸言》的第六章曰“诗人”，阅其名，还错以为是讲晓风残月、文采诗韵，又或者是列数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各代诗人逸事趣话，又或者教我们如何作诗赏诗，做一个品诗鉴诗的达人。谁知，罗庸先生却彻底颠覆了我们对诗人的认识，依他老先生之言，自春秋战国以降，除了《诗三百》的无名诗人外，不过只有屈原、陶渊明和杜子美三人可以称得上是诗人而已。
诗人一名，大概在战国时就有了。《楚辞·九辩》：“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从此便成为两汉人习用的名词。
辞赋兴起以后，又有了“辞人”一个名词，与诗人相对。扬子《法言·吾子》篇：“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足见汉人把诗人看得很高。
罗庸继续铺陈文史，提及六朝人因为尊重屈原的赋，而赋却又不诗不辞，于是取《离骚》之名，拼得一个“骚人”的名词。并认为：“大致自战国至盛唐，诗人骚人，始终是很尊贵的名词。”
宋之后，有“墨客”与骚人相对。“自从这名词出来以后，凡能作几句歪诗者，就都以骚人墨客自居。”但是诗人这个头衔却依旧是不可亵渎的。新文化运动之后，诗人这个尊称就被唐突了，甚而至于变得烂大街，“凡有一两本诗集出版者，大家便群以诗人呼之……。”
以我之浅见，诗人不过是一个称呼，自然也就有好坏之分。例如诗仙李太白自然是个中翘楚，而在《全唐诗》中收录的诗歌，也有不乏二三流诗人的创作。无论好坏，终归可以名“诗人”。可是经罗庸先生的一连珠炮儿引经据典，所谓“诗人”非我们惯常理解的意思，当谨慎称之。
自古以来，“诗”和“志”本是一字，志就是史志，所以诗人也便是史官。因为“史官是多识前言往行的，所以诗人必须是蓄德的君子。”
君子是“无终食之间违仁”的，所以诗人必须纯是一片民胞物与之怀。因为仁者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视天下一物未康，即亏吾性，才能够同天下之忧乐，忘一己之得失，此非真能克己复礼者不知也。
这样说来，评判一个人是否诗人，并非是看其诗词文章，而是看他的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