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准备拆掉重建了。一来是年久了,墙面地面都出现了裂痕,虽然还不至于倒塌,但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二来是家庭成员逐渐增多,原本两层加盖一层搭建的铁皮屋都已经不够住。因为地基薄弱,想再加盖已是不可能。房子是在1977年建的,当时用的混凝土和钢筋比较少,因为材料价格贵,以爸爸当时的积蓄,只能凑合着在爷爷分的这一块土地上盖了两层。为此,妈妈抱怨了一辈子,说爸爸要面子,缺钱都不会向亲戚们借一些。这条街巷里的左邻右舍都在前几年重建了,有能力的甚至盖了六七层,除了希望早点享受更舒适的居住环境,倒也有种希望说如果轮到这个片区旧城改造,被拆迁还能得到多一些的赔偿。
天棚
老屋刚建成时还是挺风光的,当时还没有多少邻居家里有天棚,穿过二楼的楼梯屋,就到了我们家宽阔的天棚,天棚四周用红砖砌了矮墙,正面矮墙中间用水泥沙石砌了一颗五角星的形状。家里的衣服和被子都是拿到天棚南面晾晒。每逢春节临近,很多邻居就会买上大好的糯米,然后拿去搅粉厂加工成粉准备做艾籺。刚搅好的米粉都会湿湿的,铺开在垫了油纸的簸箕上,需要晾晒几天。于是,每天清晨,就会有人来喊我妈,一边自顾自地把簸箕端上老屋的天棚,挑一个矮墙角放好。这是极佳的位置,因为太阳晒得到,风起时粉却吹不散。有时候几个邻居都来,那就要看谁的运气好了。妈妈每隔一阵子就会用筷子帮他们翻一遍面粉,好像在照顾自己的面粉一样。到了下午四五点,邻居们就会陆续上来收粉,油纸一翻,筷子一夹,就隔绝了灰尘,第二天太阳好的时候再继续。
天棚北面的一方小天地则是我跟邻居玩伴的游乐基地。邻居的男孩比我大一岁,大家都叫他老狗,不知怎的,现在叫起来觉得很别扭,当时却觉着那就是他的名字,没什么奇怪的。他家的房子紧贴着我们家而建,两个房子之间只用了几根竹篱笆隔开。每天放学回家,老狗就会从篱笆之间的缝隙穿过来找我玩。他会把他家的满天星籽拿给我,我们在天棚北面的大花盆里种下,还搭了一个小棚,夏天的时候,满天星就会爬满棚架。我们还尝试种了丝瓜、葱等,等待收成的时间是最令人忐忑的。为了排水,天棚的矮围墙有好几处都留有玻璃珠大小的排水口,这正好成为了我们斗玻璃珠的“龙门”,二哥有时候也会加入我们斗玻璃珠的阵营。
夏天的时候,太阳火辣辣的,每到下午5点半左右,爸爸做工回到家,第一时间就是拎一桶水到天棚去洒水降温,为的是晚上在二楼睡觉不会觉得太热。我和哥哥也会跟着上楼,爸爸会让我们在水桶里闭气潜水,看谁坚持的时间最长。可是自从吸了水进鼻子后,我就对这个游戏不太感兴趣了。在天棚往东南面看过去,就会看到辽阔的大塘。爸爸的水性很好,可以一口气在大塘这边游到对岸。听妈妈说,他也曾带大哥到大塘边学游泳,但是大哥一下水就冷得浑身起鸡皮,后来爸爸也就没有教了。再到二哥和我要学游泳的年纪,大塘边的水被填满了差不多一半,水也变得浑浊了,也就没有了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三兄妹都是旱鸭子。
晚霞时分的天棚是最让人陶醉的。那时天蓝得澄澈,云懒洋洋地飘散在空中,偶尔看到邻居屋顶上正在放风筝欢呼着的小孩,还有那天见到火凤凰晚霞的激动时刻。
妈妈的房间
妈妈的房间在二楼的南面,由于规划不是很合理,这间房大得很,然后北面的房间就小得很。小时候的我很醒睡,每次睡午觉,妈妈哄睡我之后,都得蹑手蹑脚地起身,再静悄悄地下楼去做家务。有一次,她趁我睡午觉时去菜市场买菜了,本来就睡不沉的我睁开眼看不到她,就开始哇哇大哭。看来这是妈妈第一次“失手”。只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小声说话,一边有走楼梯的声音。记忆中那是唯一一次奶奶背着我从狭窄的楼梯爬下来,但是那个责怪妈妈把我独自留在家里自己去买菜的话音一直在我脑海里。不知是因为爸爸在家中排行既不是老大也不是老幺,爷爷奶奶似乎都不太喜欢我们家。爷爷是屠猪的,每天都会有新鲜都猪肉拿回来,那时候爸爸、伯伯、叔叔、爷爷的住屋都是连着的,每人一栋。爷爷和叔叔住得近,经常会给叔叔送猪肉,而爸爸和伯伯从来没有得到过。据说是因为妈妈和伯母都有单位,爷爷奶奶都觉得我们都家庭会相对富裕,所以就少有照顾。我们自然而然也不是很亲近爷爷奶奶。
上小学后,爸爸给我焊接了一张床,放在靠近他们的大木床边上。再后来,这个房间就让出来给大哥结婚用了。而我和爸妈就搬到了搭建的三楼去住。这个房间里,曾塞满了我对音乐,文学和手工创造的所有想象。房间里有一台老式录音机,爸爸买了一盒粤语小品录音磁带叫做《阿毛上学》。“人之初,初之人,先生着错老婆裙,老婆着错先生裤,睇到先生吓死人。”“山羊上山,山羊角撞到山,咩咩咩;水牛落水,水牛角碰到水 ,哞哞哞。”“先生教我读书,我教先生打山猪。”这盒磁带真是儿时对小品相声的启蒙,搞笑诙谐,现在想起还是朗朗上口,记忆犹新。还有爸爸经常会给我讲《劏狗六爹的故事》,后来才知道这个机智过人的劏狗六爹是真有其人,是吴川有名的阿凡提式人物。但这样但民间文学,好像早就被遗忘了,我们这一代也不会再讲给下一代听,想讲也讲不全。所幸的是,《劏狗六爹的故事》已经在近年入选湛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算是有迹可溯了。
窗边的木桌应该是妈妈的嫁妆,我和二哥经常能在这里玩上大半天。用一盒盒的磁带搭建成房屋,用橡皮泥捏成小人,完全是当时高阶版的过家家。我常常问二哥还记不记得这回事,他总是有点害羞地说,嗯,记得吧。
一楼
一楼是厨房和客厅,有个通风巷连着伯伯的家。再过去就是爷爷的,叔叔的,大伯伯的。在我仅存的记忆中,计划生育搜查队是最可怕的。他们经常三更半夜在大伯伯家的门口敲打,到我们家这边还能听得见。妈妈说因为计划生育,她在怀我的时候甚至逃到了湛江伯伯家、姨妈家,可能是因为长期的奔波劳碌,我的身体打小就不太好。
潮湿的一楼,铺着红色的方砖,有些地方已经被磨到凹陷进去,每年大扫除时,地砖总会留有一窝一窝浅浅的水。读初中那年,客厅里购置了一台VCD机,能播放影片。好像是初二那年,好几个同学周末聚集在我家,一起观看《红楼梦》和《泰坦尼克号》,剧情自然是印象深刻,但我们的欢声笑语更是让人难忘,特别对大家不约而同地屏气凝神看着Jack和Lucy的一见倾情的一幕时。
四十几年,爸妈从结婚到儿孙满堂,老屋扛下了风雨,也承载了三代人的成长。老屋所在的位置是在深巷里,连摩托车都得小心翼翼才能开得进去。我也曾问爸妈是否愿意搬到新区去住商品房,但他们总是以各种理由推搪。或许他们的关于老屋的记忆,更多、更厚、更牢靠。
记忆消退的速度是很快的,正如快速拆迁的房子。但旧时的记忆保存与快速的新城市发展面貌,都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刻下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