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对安全工作日益重视，监管和追责力度不断加大，我们也越来越有压力。美中不足就是似乎所有的压力都是从上面来的，而一线的安全热情似乎有限。

行业自律存在死角

我指的当然不是房建、市政那些行业的正规企业，他们的安全习惯已经大有改观，以至于我去年看到中建承包的某项目塔吊倒塌都大吃一惊：中建管那么严，塔吊竟然能倒了？

问题恰恰出在这些企业的分包单位甚至一些自然人（包工头）上。他们不仅业务广泛，而且人员不固定，甚至有违法分包、转包、挂靠的行为。本来我们的政策和市场风向是要淘汰他们，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旧事物不会自行消亡，而是拼命挣扎”，因此建筑行业这些“尾部”的生存环境难免向更加危险的方向发展。这些单位和他们的人，也成了我们这些安全管理人员重点“关照”的对象。

一线人员的安全意识难以提高

虽然《安全生产法》提出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但对一线人员而言，他们把自身安全排第几主要取决于自己的需求。

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成5个层面：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人们为了追求后面三种需求固然可以牺牲自己，但若生理需求无法保障则会忽略安全需求，比如我们没法要求一个3天没吃饭的人先把手洗干净再抓馒头。

对个人而言，安全需求就处在这样一种不上不下的位置，因而我们通常要用集体的利益来解释为什么要珍惜生命、注意安全。可惜我们从祖辈、父辈开始强调集体利益的时候还捆绑推销了一种不怕牺牲的精神，连我上学的时候都知道草原姐妹和赖宁为了保护集体财产而牺牲的故事。虽然2014年《安全生产法》修改的时候明确了保人命先于保财产，但老一辈工人和管理人员的观念不会这么快改变。假如我们应该为了集体利益保证安全，那么为了集体利益冒险赶工似乎也没什么不妥。

还有一种比较现实的途径是从家庭的角度来解释安全的重要性：工人师傅是一家的顶梁柱，宁可少挣点钱也不能倒下去。话虽不错却仅限于让工人做好个人防护，至于那些投入不到位的、防护措施没有落实的还有冒险赶工之类的因素依然不会受到多大影响。而负责这些工作的管理人员，即使出现最不利的结果也不大会牵连到家人，反倒会从日常的侥幸当中拿走不少利益。

这种局面看起来好像要由市场去淘汰那些忽视安全的单位了，但目前的困难我前文已经提过了。小单位和包工头的生存日趋艰难，除了有那些实力雄厚的正规企业抢夺优秀员工还要暴露在欠账破产的风险当中，而欠账在建筑行业是一种普遍现象，《一级注册建造师建筑工程经济》甚至把“展期信用”当作一种常规的信用（展期信用就是不按期还账）。如果他们按照法定的合同关系来约束工人，那么工人只要找到了工资更高的活就可以立马违约，这样一来劳务分包根本无法承担自己不能按时完工的违约风险，因此他们不得不通过扣留工资来留住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想拒绝违章指挥和冒险作业的难度可想而知。

这样一来，一种现实的策略就是听领导的安排，如果领导说安全重要那么听他的准没错。这件事情我们和工人师傅都是心照不宣。

监管的误区

项目上的领导，无论是发包方还是承包方，都要平衡安全、进度和费用之间的关系。会议第一项讲安全的人，从第二项开始就要大讲进度。他们固然无法逃脱安全监管，但这种监管由于陷入了细枝末节而失去了效用。我去年年底曾经见过两个文件说“不得冒险赶工”，却不见有人落实。

更要命的是，我们这些安全员还要做一些资料来“保证”工程顺利进行，用我们提出的措施来应对监管。正如塔勒布所说，繁琐的监管让专业人士搞起了灰色产业链。

另外随着微信的普及，领导们安排事情都不再需要下文件了。我们接到的通知通常是这样的：

而他们接到的上级通知也不见得是正式文件，而是微信公众号：

唉，即使其中有什么问题，也不能拿着这些东西去举报。

简单的对策

考虑到目前的形势，安全工作还是要依赖于改良监管的思路：避开繁杂的程序和资料，直击核心。

假如我们想知道马云有多少钱，并不需要列出他家客厅里摆着几个沙发、几张桌子，只要看他的存款和股份就行了。类似地，安全监管也不必看哪个单位有几个人、安全员每天做了哪些资料，而可以用我们的北斗卫星直接去看现场：假如通知了某地停工，而卫星显示有人干活，或者有大批人员零零星星流入施工区域，就可以请当地领导或企业领导来作解释；假如某地PM2.5超标，也可以用卫星监测工厂的气体排放，同时问地方要相关的数据，发现问题一样可以请相关领导来解释。被查的单位不但要向上面解释，更会变成绝妙的新闻素材，让全社会自发地监督起来。

现在的大数据基本支持我们把停工通知之类的重要信息汇总起来，这样一来，用卫星抽查重点不仅利于实现“四不两直”，而且可以将安全调查的“反举证”从事后控制（出了事故以后追责）转变成事中控制，更能极大地提高规避监管的门槛：企业总不能指望我们这些工程专业出身的人帮他们对付卫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