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李纯是安史之乱以后评价最高的唐朝皇帝之一。《新唐书》赞曰：“宪宗刚明果断，自初即位，慨然发愤，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卒收成功。自吴元济诛，强藩悍将皆欲悔过而效顺。”
唐宪宗李纯（778—820年），初名淳，后改名纯，唐顺宗李诵长子，唐德宗李适之孙。贞元四年（788年），封广陵郡王。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四月，被册立为皇太子，同年八月在“永贞内禅”后即位为帝。他的登基并非常规的父死子继，而是在宦官集团与部分藩镇势力的博弈与推戴下实现。而这两种力量，恰恰是他日后毕生致力削弱的对象。
宪宗即位后的核心事业是“以法度裁制藩镇”。安史之乱以后，河朔三镇“父子相袭，赋税不入朝廷”，节度使的继承往往由军士拥立或父子私相授受，朝廷只能事后追认。宪宗所要恢复的，不是简单的军事征服，而是一套规则：藩镇的节度使必须由朝廷任命，赋税必须上供，军队必须听命于中央。用“法度”而非单纯的武力来界定削藩的目标，使元和年间的军事行动具有了超越报复性征伐的政治正当性。
削藩的进程是逐步展开的。元和元年，西川刘辟叛乱被平定；同年，夏绥杨惠琳也被讨平。元和二年，镇海节度使李锜叛乱伏诛。这些都是相对容易的目标，真正的考验在河朔。元和七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军中拥立的田弘正主动向朝廷输贡赋、献版籍，请求归顺。宪宗采纳李绛的建议，直接任命其为魏博节度使，并遣裴度亲赴魏州宣旨安抚。魏博的归顺是整个削藩战争的转折点：河朔腹地的一镇倒向朝廷，使成德、淄青失去了南面的屏障，也为朝廷提供了一个“以藩制藩”的支点。
最艰苦的战役是淮西。元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四处劫掠，公然对抗朝廷。宪宗发十六镇兵讨伐，久战无功。战争拖到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自请赴前线督师，宪宗任命他为淮西宣慰处置使，统帅全军。同年十月，唐邓节度使李愬在裴度的支持下，采纳降将李祐之计，在大雪之夜奔袭蔡州。“时大风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天阴黑，自张柴村以东道路，皆官军所未尝行，人人自以为必死，然畏愬，莫敢违。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鹅鸭池，愬令惊之以混军声。……四鼓，愬至城下，无一人知者。”
吴元济被擒时还在睡觉，起初以为是俘虏作乱，又以为是洄曲的士兵来求寒衣，直到听见城外军号“常侍传语”，应者近万人，才仓皇登牙城拒战。蔡州自吴少诚拒命以来三十余年不见官军，这一夜被李愬以近乎孤注一掷的方式撕开。淮西平定后，横海程权、成德王承宗、幽州刘总相继归附，宪宗又于元和十三年发兵讨淄青李师道，次年二月平定。至此，“自代宗广德以来藩镇跋扈河南、河北三十余州”的局面暂时终结，藩镇“至是尽遵朝廷约束”。
然而，“尽遵约束”并不等于制度重建。元和年间朝廷确曾推动若干制度性举措：元和十四年，横海节度使乌重胤奏请“所管德、棣、景三州，已举公牒，各还刺史职事，应在州兵并令刺史收管”，宪宗随即下诏“诸道节度、都团练、防御、经略等使所管支郡……并令属刺史”，试图将支州兵马从藩帅手中剥离，归隶刺史。同年，又借李愬奏请过当之机，罢废节度使兼领支度、营田使的惯例，将财政与营田事务从藩镇使职中析出。这些举措的指向是明确的：拆解藩镇作为军事—财政—行政复合体的制度基础。但问题在于，它们的推行高度依赖宪宗个人的权威与决心。乌重胤的改革“并未完全执行”，支郡兵马的归属在宪宗死后迅速回潮，魏博也在长庆二年复叛。朝廷能够做到的，是在节度使的任免、赋税的上供和支州兵权的归属上重新确立名义乃至部分实质的控制；却无法在短期内将这套控制沉淀为不依赖皇帝个人意志的持久规则。宪宗在世时，削藩的成果系于他的意志；宪宗一死，制度性举措中未能扎根的部分便随之松动。
削藩需要钱，而元和初年的财政状况并不宽裕。元和二年，李巽出任度支盐铁转运使。史载他“精于吏职，善理财”，“掌使一年，征课所入，类晏之多，明年过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缗”。他整顿堰埭、罢除因循权置的机构、增置河阴敖仓，使江淮漕运的效率大幅提升。旧制“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至河阴留十万，四十万送渭仓”，刘晏之后久不盈数，而“李巽秉使三载，无升斗缺”。与此同时，宪宗采纳杜黄裳的建议，整顿江淮财赋，惩治腐败，加强财经监督，使国库收入在支撑大规模削藩战争的同时仍有所积蓄。李绛、白居易曾建议免除江淮两浙地区的部分租税，释放宫中多余宫女，宪宗“一一照准”。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氛围中，元和年间的文学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爆发。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以先秦两汉的散体对抗骈文的浮靡；白居易、元稹推动新乐府，以浅近通俗的语言“指言天下事”；韩孟诗派则以奇崛矫激另辟一路。这些诗作的锋芒所向，恰恰包括元和政治本身的不完美之处。宪宗本人“为诗，格合前古”，对文学颇有鉴赏力，元和年间的开明氛围也为这些声音提供了有限空间；不过，宪宗对白居易讽喻诗的尖锐亦曾表示不满，白居易后来被贬江州，原因虽复杂，却很难说与此全无关联。
随着削藩事业的节节胜利，这个空间在宪宗晚年逐渐收窄。元和初年，宪宗尚能纳谏，李绛、白居易、崔群等人的直言往往得到容忍甚至采纳。但随着淮西、淄青相继平定，“中外咸理，纪律再张”的盛况使宪宗越来越难以接受任何与他的意志相左的声音。韩愈《谏佛骨表》事件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元和十四年，宪宗遣使迎法门寺佛骨入宫供奉，韩愈上表极谏，言辞激烈，甚至说“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宪宗大怒，欲加极刑，经裴度、崔群等人力救，才改为贬潮州刺史。韩愈被贬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他对佛教的猛烈攻击，更在于随着天下藩镇的平定、大唐的初步中兴，宪宗日渐志骄意满，其元和初年那种虚心求谏纳谏的作风已有改变，《谏佛骨表》恰恰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严重触犯了宪宗的自尊。一个以“法度”起家的皇帝，一旦不再愿意受法度约束，最接近权力中枢、也最直接承受其喜怒的宦官，便成为这种失控最危险的出口。
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唐宪宗死于中和殿，享年四十三岁。《旧唐书·宪宗纪》记载“上崩于大明宫之中和殿”，并在此之前提到宪宗服丹药后“数不视朝，人情汹惧”，留下了一条丹药致死的解释路径。《资治通鉴》则将“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与“暴崩”直接并置，虽未明言凶手，但因果关系呼之欲出。同书又记：“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而《旧唐书·王守澄传》的记载更为直接：“守澄与内常侍陈弘志弑帝于中和殿。”宪宗本纪“讳而不书”，王守澄传则保留了弑逆的线索，两处对照，史源之间的张力本身即说明问题。宦官陈弘志与王守澄联手弑逆、对外宣称“暴崩”之说，在多种史源中留有痕迹。后世学者多认为，宪宗之死有一定偶然性：以四十三岁之壮年，若非晚年服丹致躁怒、政局混乱，宦官未必会遽然动手；弑逆之举亦带有冲动成分。
宪宗死后，陈弘志和王守澄没有受到追究，反而参与了拥立穆宗的政治操作，继续在穆宗朝保持影响力。直到文宗时期，陈弘志才被杖杀。
穆宗李恒即位后，以令狐楚为山陵使、柳公绰为副使，营建宪宗陵墓。元和十五年五月，李纯被安葬于景陵，谥号“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庙号“宪宗”。数十年后，其妃郭氏（追谥懿安皇后）与郑氏（追谥孝明皇后）先后陪葬陵园。
景陵位于陕西蒲城县金帜山，依山为陵，坐北面南，是唐宪宗与懿安皇后郭氏、孝明皇后郑氏的合葬陵。陵园仿长安城布局，原有内外两重城垣，内城四面设门，门前置石狮等大型石仪，四角有阙阁建筑，内设寝殿、宫阙、卫所、祭坛等，今城垣多已倾圮。地宫开凿于陵园中部南峰之下，南神门内北侧为献殿遗址，神道长约六百余米，原有石柱、翼马、鸵鸟、仗马、石人（翁仲）等石刻三十六件，今多残损或佚失。下宫遗址位于陵园南部，地面尚存夯土、红烧土及砖瓦残块，其南侧立有北宋开宝九年“大宋新修唐宪宗庙碑”；献殿遗址内另有清乾隆年间毕沅所立“唐宪宗景陵”碑。1956年，景陵被公布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包含景陵在内的唐代帝陵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又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景陵神道之上，残损的石人石马默默地守候了一千二百年。那个“刚明果断”的皇帝和他未能完成的制度构建，早已化作史书中的几行墨迹。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究竟应当寄托于一个英明的君主，还是寄托于一套连君主本人也无法凌驾其上的规则？宪宗用他的成功和失败，同时回答了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