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作者吴思，这本书被作者自评为“似驴非马”，非小说非散文，更像是一个历史随笔，作者的目的决定了一本书的走向，“重新理解中国历史，重建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对一个民族来说，不了解自己，不能理解自己，说不清楚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很多作品都在给我们讲述历史，给我们讲清楚所以然的作品却寥寥，这也是本书最出彩的地方，作者主要以明清两朝为例，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让我们明白中国历史行进的缘由。
关于土匪，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完全没有问题，然而在土匪的管辖地，土匪比警察还要严厉地打击犯罪；比之土匪，我们似乎更愿意在军阀、官府的管辖，但是在正统体系的管理下百姓或许被压迫的更严重，各种赋税以任何理由出现；土匪种地、土匪保民这些现象为何会出现；种地的土匪和农民的分界线在哪里；匪变官、官变匪、匪变民这些现象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匪变官是在辖域内建立制度以更少的代价（流血拼命）获取稳定的收入，官变匪则是以官员身份获取巨大利益，而匪变民则是种地性价比超过了杀人，当土匪多农民少时，土匪不仅当下收益少，未来预期收益更少，所以，匪变民才是更好的选择。当某种秩序带来的收益超过旧秩序时，立法者和执法者也应该愿意变法，提高或降低对掠夺对象的保护程度。
作者通过中国历史上独特的现象引出了本书的主题——血酬定律——以生命为代价从事暴力掠夺的收益，无论保民还是害民，都是因为暴力集团在追求血酬利益的最大化。
关于法酬，暴力集团为了长期稳定的获取报酬，会制定法度，也就是“法酬”，这是公共产品的价值，比如维持治安。血酬、法酬不仅出现在土匪界，也适用于皇家帝国，百姓缴纳赋税就相当于给皇帝的法酬，皇帝管理治安，百姓和乐生活。关于官员贪污的现象历朝历代皆有发生，并非没有办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但是却没有哪个皇帝能做得到——允许受害者监督控制官吏，最终结果可能是江山覆灭，所以，哪怕潜规则泛滥，帝国也绝对不会允许官爵赏罚和军队“示之以人”。
关于命价，司马迁因《史记》万古流芳，我们也清楚他受刑的无奈——“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命价自古就有，明清，金国，乃至《尚书》都有“金作赎刑”的说法。跳出自我估量的视角，进入历史和社会实践的领域，我们会发现，生命的价格显现出来巨大的差异。命价体现着人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土匪绑票是黑话，票架票、绑票、当票（穷人）、叫票（讲票价）等都是绑票术语，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的家境都有不同的票价，不谈情绪谈事实，对同一条性命的估计不同，这就是交易的基础。
关于英雄，被出售的英雄，所有人都喜欢英雄，因为英雄代表了我们的利益诉求，却不用我们承担过多的责任。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英雄，当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就有了英雄，英雄是顺民转化为暴民的催化剂，是将扭曲的秩序拉回原位或部分拉回原位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在他们可以挑拨激化事态，可以裹挟和利用民意的时候，主动放弃自己的最后一线希望，挺身当了民众献身给统治者的牺牲——缴出催化剂和主使者是暴民回归的象征，而我们都不想成为暴民。英雄慷慨赴死，背后莫不是群众的权衡利弊。
无论是官场、白员（冗官）、地霸的发迹、民国时期洋旗的价值，都体现着生存资源交换关系，全文谈论的便是血酬的体现，血酬是用生命换来的报酬，然而破坏力不是生产力，衡量血酬大小要看暴力所损坏的正面价值。官场、商场甚至战场，进入何种规则体系，是我们对不同规则之下的利害衡量，而计算比较不同规则体系带来的成本风险和收益，便是过招的实质。当我们选择规则的时候，最大的损失是死亡，所以，掌握生死的暴力最强者拥有规则决定权——元规则。
我们翻一下中西方的小说对比会发现，西方男人幻想的往往是巨大的财富，而中国人想要的却不是财富，或者说不只是财富，譬如金庸的武侠小说，缘何成为经典，因为它道出了中国所有男人的梦，使得我们拥有一种超常的能力，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却有随心所欲地伤害别人的能力。在缺乏安全和秩序的社会里，对获利能力的幻想，不如对加害能力的幻想那么具有根本性。而对加害和自卫能力的幻想，对公平正义的幻想，我们的幻想反映了我们社会的缺陷。
历史是一面镜子，和镜子不同的是，镜子是我们的身外之物，历史是我们的昨天。中国人从历史中发现了核心秘密—制定规则的原规则，于是，我们拿起了武器，“枪杆子里出政权”，不仅出政权，还有制定规则的权力，财富，成就。汉朝将儒家学说确立为官方指定唯一正统学说之后，暴力统治集团的性质改变了吗？并没有，重视意识形态和人心控制不过是暴力赋敛集团在和平时期选择的一种低成本的统治手段，暴力—赋敛性质并没有改变。在此还可以延伸到皇帝荒淫暴虐的一部分缘由，我们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果皇帝当上皇帝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治理国家而是权力之时，那么他勤俭节约勤政为民就没有必要，精心维护帝国带来的利益“功在千秋”，利益属于百姓，属于下一任继位者，辛劳的却是自己。同时，皇权天授，在享乐的同时没有人可以对皇帝做出惩罚，这是一种成本—利益不对等的利害机制，所以昏君比明君多得多，而且几乎没有绝对的明君，相当一大部分加速历史进程的皇帝后期荒暴无度。
而与此相对应的，便是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极强的耐受性，因为个体反抗风险远大于收益的利害。而正是小农经济对帝国官僚制度的适应，使得中国一直以对官僚制度适应性极强的小农经济为主，而对帝国统治方式耐受性较弱地工商集团的发展便受到抑制。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也一直发明各种制度对帝国的弱点进行完善，然而小农经济（生产者）与暴力赋敛集团之间完全的权力压制注定受害者永远是平民百姓。
为何中国一直在改朝换代，从血酬的角度理解，无论在哪种规则之中混的风生水起，都不如在暴力赋敛集团掌握元规则，于是无数人涌向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的官吏集团，就像螺旋一样，加剧了帝国的腐败—有更多的流民和造反者—帝国强力镇压，循环往复，而当帝国镇压能力抵不过反叛暴力时国家重新洗牌，大规模的战乱和饥荒致使大批人口的死亡，这也是帝国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方法，新的帝国形成，新的秩序建立。
帝国制度轮回数十次而基本结构不变，根本原因，是不能形成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中国的工商业的发展是因为帝国需要，它是帝国敛财的手段，存在的理由决定了它只能是帝国的附庸，没有自身的生命力和发展动力；而西方形成了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西方存在类似于中国战国时期的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竞争环境，这导致了市场的割裂和相对于中华文明帝国盛世的落后（所以是因为他们没有秦始皇吗？），但这也降低了暴力赋敛集团为所欲为的能力（所以真的是因为秦始皇吗），这使得西方的而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间资本没有空间谈价还价，长此以往，生产能力和加害能力落后的帝国就会被版图虽小、暴力和生产力水平却高的多的新型竞争者打败。
欧洲封建割据环境中，民间工商集团可以像较小的暴力赋敛集团购买城市自治权，资本力量渐渐有了自己的权利，在这种环境中，国王和封建领主不但惧怕武力，还要时刻提防资本的力量，就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形成了资本控制暴力的体制；公正的司法、较清廉的政府，促进更高效的分工。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样一个资本控制了暴力和劝说力的制度。这种制度有可能在欧洲产生，却很难在中国产生，农业文明时期的欧洲缺乏大一统的暴力组织和官僚代理机制（所以真的是因为秦始皇），欧洲四分五裂，战争频繁，根本无法像中国一样动辄调集百万大军捍卫帝国秩序（这一点还是很骄傲的），国王教会的相互削弱更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环境，欧洲还缺乏相对隔绝的单一文明和民族，正是这些适应大一统帝国统治的难题给欧洲带来了意外之喜——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中国的资本也想控制政府制定法度，却缺乏实力。就大一统帝国之下工商业无比发达的苏杭，景德镇那样的地方，依旧难以撼动帝国的利益，他们创造的利益对帝国的财政贡献有限，可有可无，并非不可替代。而帝国的最终战败，也标志着以帝国为首的暴力赋敛集团敌不过以资本为首的福利生产集团控制的暴力。
帝国的战败使中国被拉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时代，这种灾难性的环境突变使得中国思想领域群雄竞起，帝国主义之后，中华民国也倒台，带着留存的种种问题，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逐鹿中原的时代，终于，一声炮响向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两千年帝国停滞颇为勉强，然而，马列主义背后新的利益分配方式却能满足中国社会的各种期待——所有人类成员，都将在共产党人的事业中受益。中国曾是所知的文明环境的顶峰，帝国的战败造成的民族心理的巨大落差也迫使我们弯道超车，渴望通过一种方式将落后转为优势——首先进入社会主义国家。
（我基本上是对书中部分内容做一个摘抄整合，这么有见地的观点，不是我输出的）
2021.3.6
--by han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