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882年－954年），字可道，自号“常乐老”，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人。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政治家之一。在五代十国那个皇帝换得比季节还快的乱世，他稳坐权力中心四十余年。后世对他评价极度两极分化：有人骂他“不知廉耻、卖身投靠”，有人则尊他为“民之衣食父母、文之守护神”。
他在任期间，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九经》刻印工作。这一举措不仅推广了活字印刷的前身——雕版印刷，更在兵火连天的岁月中，为汉文化保住了最为核心的经典。
在那个“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暴力时代，文官往往是武将的附庸。但冯道却创造了一个神话。他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先后辅佐过十位皇帝，且大多担任宰相、太师等核心职务。这十位皇帝身份复杂：有沙陀人，有汉人，甚至还有弑君夺位者。
冯道侍奉过的十位帝王：
后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
后晋：高祖、出帝
后汉：高祖、隐帝
后周：太祖、世宗
(另曾向辽太宗耶律德光称臣以求生)
冯道的生存法则并非谄媚，而是一种近乎冷酷的“职业精神”。他认为国家机器需要运转，百姓需要生计，无论谁当皇帝，都需要有人来维持政府。他就像一台精密的服务器，无论软件（皇帝）怎么换，他这个硬件始终保持兼容。这种“流水的皇帝，铁打的冯宰相”，实际上成了乱世中行政系统唯一的稳定器。
如果冯道仅仅是会做官，他不过是一个平庸的政客。他一生最伟大的功绩，是在公元932年发起的“文化长征”。当时中原战乱不断，大量的儒家典籍、石经在火中化为灰烬。由于抄写困难，儒家文化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冯道敏锐地察觉到，必须利用当时已经出现的雕版印刷技术，大规模地复印经典。他主持了《九经》（包括《易》、《诗》、《书》等）的官定校对与刻印。这项工程持续了整整二十二年。当这套被称为“五代监本”的经典完成时，书籍的传播速度和准确性发生了质的飞跃。
这一举措的意义是划时代的：在武夫横行的时代，冯道用这一块块木板，为后来的宋代文化繁荣打下了最坚实的物理基础。后人评价说，若是没有冯道的刻书之功，中华文明在五代的流失速度，可能会导致文化的断代。
冯道晚年写了一篇著名的《常乐老自叙》，他在文中历数自己的荣耀和经历，流露出一种随遇而安、自给自足的从容。这引起了后世理学家的疯狂围攻。欧阳修骂他“无廉耻”，司马光说他“奸臣之尤”。
“道之履行，郁有家风；道之才学，敢希古踪；道之从政，唯务相隆。” ——冯道《常乐老自叙》
但从另一个视角看，冯道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在契丹军队入主中原、生灵涂炭之时，是冯道通过卑辞厚礼去面见辽太宗。辽太宗问：“天下百姓如何可救？”冯道回答：“此时的百姓，佛祖也救不了，只有皇帝您能救。”这句话让辽太宗大悦，减少了对中原百姓的杀戮。对于冯道而言，一姓之忠诚与万民之生死相比，他选择了后者。
双面冯道：
传统道德观下的罪人：他毫无忠诚可言，谁强跟谁走，是士大夫气节的终结者。
现代政治学下的功臣：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专业文官”，他守护的是行政体系和文化母体，而非某个具体家族的私产。
冯道在后周显德元年去世。他死后，中国历史即将迎来赵宋的大一统。他就像一个孤独的守灯人，在五代那个最黑暗、最混乱的深夜里，用他的厚脸皮、他的圆滑、他的远见，小心翼翼地护住了那盏名叫“文明”的微弱灯火。
当我们今天翻开那些精美的印本书籍，当我们赞叹中华文明从未中断时，不应忘记那个在战场与屠刀缝隙中，默默指挥工匠刻下九经的“常乐老”。他不是烈士，他是一个用“活着”本身，去反抗混乱的聪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