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科建立的基础上，国家开始建立能够推行这些计划的体制机器。这些组织为了建构他们宣称的问题，控制和改变社会关系，开始生产标签。“标签的生产”是这些组织运用权力的一个先导方法，在这里，标签绝不是中性的，它体现了具体的权力关系，是对于社会实践的抽象化，是专业垄断的行为，这些专业垄断与统治阶级的利益又是一致的，并且影响了我们思考和行动的类别。

在这个发展项目中，将农民建构成一个长期的服务对象，这一点与总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话语过程有关。将个体和整个人口进行社会分配。制度的作用建构了人们的思考和生活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尚能在粮食方面自给自足的国家——其中很多国家甚至向工业化国家出口粮食——在发展的时代则成立粮食进口国。这些国家发展经济作物，接受西方的低价粮食，顺从被跨国粮商统治的农业市场法则，在这些压力下，他们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能力萎缩，国内饥饿随之加重。尽管大多数国家的农业生产有所增加，但这并没有增加大多数人获得粮食的可能性。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居民，他们越来越依赖与国外出产的食品。发展这套话语和计划本身已经将农民变成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主角，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粮食，这些作用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话语之编造和计划，都让我们无法忽略的是农民的权力是在一点一点被剥夺，他们变得无权，被迫开始无产阶级化。

在这些话语体系中其本质好像就是在把自然界重新定义为资源，将贫困建构为缺少发展，将农民建构成纯粹的粮食生产者，饥饿被解释为缺少粮食并需要进行农村发展，将资本和技术解释为变迁的力量。农民成为了我们所讨论的干预的目标群体，但是其实这些话语、计划、组织表面上的目标是为了发展，但是农民作为实际受益人却未参与到计划中来，反而变成这些计划中的牺牲对象。

从上面的例子来看，在我们探讨如何发展什么，如何发展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看到隐藏在这些话语背后的东西，我们能否去关注发展主体的需要，更多的去考虑他们能够做什么，而不是他们欠缺什么，我们要给予这些发展的真正直接受益者一个足够的尊重，并且满足他们的需求，创造一个较为平等的权力关系和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