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要我说说年的味道，那绝不是除夕夜满桌的珍馐，也不是此起彼伏的爆竹声响；而是灶膛里跳动的火光，是厨房窗户上蒙着的水雾，是堂屋里闹哄哄的人声。它从不端坐在高堂之上，只肯屈尊降贵地躲进那些琐碎的、平常的、甚至有些恼人的日子里，等着你某一天忽然回头，才发现原来它一直都在。
我讨厌吸二手烟。爸爸抽烟抽了三十年，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烟草味。可每次我回家，他总会躲到阳台上去抽，关紧门，对着外面呼出最后一口。等他回来，肩头还留着那味道，混着他衣服上特有的气息——说不清是什么，大概是阳光、香皂和他的体味。小时候我趴在那肩头上睡着过无数次，去诊所的车上，等火车的站台，回家的途中。现在他的肩膀塌了一些，但趴上去，还是同样的安稳。有时候他刷手机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头歪着，轻轻打着鼾。我悄悄溜到他身边试图拍下这个瞬间，那淡淡的烟味也溜进了我的鼻腔。但也就是在这淡淡的烟味里，我闻到了这世上最令人安心的气息。它不是什么好味道，却是我记忆里最温暖的坐标。
我讨厌油烟味。腊月二十七，厨房里烟雾缭绕，呛得人睁不开眼。油锅烧热，妈妈舀起一勺面糊，轻轻滑进油里，滋啦一声，丸子周围立刻翻起细密的小泡。我在旁边不断用筷子给油锅里渐熟的丸子翻面，把熟透的捞出来。油烟机轰轰地响着，窗外是腊月里灰蒙蒙的天。热油溅到手背上，有些疼；油烟钻进鼻腔，有点恶心。我把第一个炸好的丸子吹了吹，塞进妈妈嘴里：“尝尝咸淡。”“外酥里嫩，美得很。”妈妈笑着，眼角的皱纹像绽开的菊花。我也夹起一个，有些烫嘴，但的确是难得的美味。只是那味道不是来自丸子，而是来自“妈妈还站在灶台前，我还能够站在她身旁”的幸福。
我讨厌等待。腊月二十八的集市上，妈妈总要在每个菜摊前蹲半天，捏捏这家的韭菜，翻翻那家的黄瓜，我站在一旁，看自己的呼吸在冷空气里变成白雾，看人群在密布的摊位前拥挤如潮。卖菜的大婶把白菜码得整整齐齐，冻红的手还在不停地东翻西找；卖鱼的大伯从水盆里拎出一条活鲤，鱼尾甩出的水珠落在塑料袋上，显得闪闪发光。妈妈终于挑好了菜，站起身时扶着膝盖缓了半分钟。她把几棵青菜放进篮子里，说：“走吧，再去买点藕，你爸爱吃。”我跟在后面，看她瘦小的身影在人流里艰难穿行，然后终于在下一个目标摊位前站定。我便开启了新一轮的等待。但，就是在这样漫长的等待里，我才看清了妈妈挑菜时的认真——她弯着腰，眯着眼，把每一棵菜都当成要给家人的礼物。那些我嫌烦的挑挑拣拣，最终都会变成大年初一满桌的热气腾腾。等待，原来是她把爱一点点码进年里的方式。
我讨厌打牌。腊月二十八日夜，收拾完碗筷，妈妈拿出一副旧扑克。我们一家四口盘腿坐在床上，爸爸戴着老花镜，眯着眼看牌；妈妈一边出牌一边念叨着这一局一定要赢过爸爸；妹妹死死盯着爸爸出的牌，生怕他又糊弄我们。牌局打到一半，爸爸出错了牌，懊恼地拍大腿；妈妈笑得前仰后合，手里的牌都散了。被子软软的，暖气热热的，厚厚的窗帘遮住了阴沉的天色，我握着一把烂牌，看着他们笑闹，忽然明白，令人幸福的从来不是赢牌，而是还能这样围坐在一起。
我讨厌喧闹。腊月二十九的晚上，院里的叔叔婶婶弟弟妹妹们都来了。一进屋，安静的角落立刻变成了激烈的战场。男人们聊着一年又一年的变化，女人们聊着明天串门拜年的路线，我负责陪弟弟妹妹们玩游戏。电视开着，却没人看，声音成了背景里的嗡嗡声，混着鞭炮声，谈论声，尖叫声，笑闹声，响成一片。我被吵得头发胀，却始终没有躲开。因为在这满屋的喧闹里，我忽然感到一种踏实的安稳。孩子们会长大，大人们会老去，但这个院子里，年年都有这样一个夜晚——灯光暖黄，人声鼎沸，我们都在。
子时将至，曲终人散。我们清理完战场，一家人安安静静地坐在电视机前。妈妈塞给我一个红包，爸爸到院子里准备放炮。我跟出去，站在屋檐下。夜空像一块巨大的黑丝绒，星星稀疏地缀在上面。远处已有零星的鞭炮声传来，近处是邻居家窗户透出的暖光。
忽然间，一束烟花在我头顶炸开，硝烟味扑面而来，有些呛，却让人觉得踏实。烟花落下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
原来年味一直都在。它藏在爸爸肩头的旧外套里，藏在油锅的滋啦声里，藏在妈妈的菜篮子里，藏在那副我总也摸不到大牌的旧扑克里，藏在满屋亲朋好友的欢笑声里，藏在一家人相顾无言又溢满幸福的眼睛里。它从来不是完美的团圆，而是那些藏在琐碎的、平常的、甚至有点恼人的日常里的，那些让人心安的时刻。
我讨厌很多东西，却爱着这所有的讨厌。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这肩膀不会再有人让我趴，这油锅不会再有人为我炸，这年集不会再有人陪我赶，这扑克不会再有人带我打，而这满屋的喧闹，也终将归于沉寂。到那时候，所有这些我曾讨厌的，都会变成我最想念的。
烟花落尽，硝烟散去。
新的一年，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