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家访的对象，不是中小学生，而是广州一所二本院校的年轻大学生。
《我的二本学生》出版于2020年，是当年的现象级畅销书。
它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引爆了“二本学生”这个话题。
长期以来，二本学生在公共舆论场里的存在感非常低，是一个被忽视和冷落的群体。
一般人关注的，永远是那些名校学生；
就连“小镇做题家”这样的自嘲，似乎也成了名校学生专属的特权。
但《我的二本学生》出版以后，人们忽然意识到，二本学生占据了中国大学生群体的半壁江山。
他们的学习状况、精神状态、就业情况，更能反映中国高等教育的成败得失，需要给予额外关注。
作者黄灯之所以会持续关注二本学生，是因为她从博士毕业起，就在广州的一所二本院校——广东金融学院任教，前后长达十多年，教过4500多位学生。
除了上课，黄灯还担任过班主任和院长，每天都在跟不同年龄、不同出身、不同个性的学生打交道。
从这些学生身上，她既看到了教育对个人涵养和性情的正面塑造，又看到了应试教育在大学生身上留下的种种顽疾，还看到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文凭贬值”带来的现实挑战。
二本学生这个群体，是理解中国教育乃至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具有反复审视的价值。
《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讲的主要是学生们的当下。
随着和他们的接触越来越多，黄灯还想了解他们的过去，想知道他们是从怎样的“来时路”，一步一步踏进大学校门的。
为了达成这个心愿，黄灯从2017年开始，花费五年时间，在节假日走访了20多个学生的家庭。
她乘着火车、大巴、摩托车、电瓶车，去到云南腾冲，安徽怀宁，广东郁南、阳春、东莞、潮汕等地，走进学生们的老屋和新居；
参观他们曾经就读的中小学，去到他们的父母辛勤劳作的田园、茶山、车间，去感受学生的成长环境，也去体验每个家庭为孩子的教育所做的努力。
通过家访，黄灯看到了学生们与课堂上截然不同的一面，产生了巨大的思想震撼。
自己刚开始做老师的时候，一度以为：
讲台下的学生之所以没能考进更好的大学，是因为他们学习“不够用功”。
但在多次家访以后，她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偏远的县城和乡镇。
为了考上大学，他们不但自己要异常努力，还需要整个家庭，甚至两三代人的全力托举。
他们可能是整个家族、乃至全村唯一的大学生；
他们曾经就读的，可能是当地最好中学的尖子班。
只不过，教育资源的分布和信息的流动是不均衡的，学生们拼尽全力，也只能考上一所二本院校。
即便如此，在父母眼里，子女能考上大学，依然是莫大的骄傲，是家族中从来没有人实现过的壮举。
而学生们自己，在曲折的成长道路上，也积累了丰富的个体能动性。
他们很少贬低自己，总是在竭尽所能，应对生活中的新挑战。
为了给这些真实的故事留下记录，黄灯从她的家访经历里，选出了12段，在2024年出版了这本《去家访》。
作为《我的二本学生》的续篇，全书的中心人物虽然是那12位学生，但他们的父母、祖辈、邻居、发小都有出场。
三代人的回忆和讲述，串联起了中国社会过去几十年的沧桑巨变，也再一次凸显了教育的重要性。
黄灯没有试图给所有疑惑找到答案，但她用敏锐的洞察力和出色的文字功底，记录了问题的不同侧面。
不管你是一位家长，还是教育话题的关注者，你都能从这本《去家访》讲述的故事里，延伸出更多、更深刻的思考。
阅读《去家访》，最大的感受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它让我们看到，即便是最贫穷、最糟糕的家庭环境，依然有机会培育出优秀的读书种子。
物质条件固然重要，但不能彻底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人的生命力和可塑性极强，只要给予适宜的阳光土壤，就能向上蓬勃生长。
各种“逆天改命”的故事，让我们可以对未来的教育有更多的信心。
而我忧的是，教育中的“资源鸿沟”，依然严峻地摆在许多人面前。
那些底层家庭出身的学生，是从千军万马中杀出重围的。
他们要比精英家庭的子女付出更多的艰辛，克服更多的困难，才能站住脚跟。
有一句话说得好，“出身不一定决定命运，但决定了改变命运的难度”。
但愿未来的二本学生，能少经历一点先天环境制造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