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接着聊中国史，在读茅海建先生的《清朝的崩溃》这本书的时候，在一线与英国人周旋的清朝官员的种种作为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们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初亲历者。从某种角度讲，他们才是握住历史方向盘的人。大清皇帝当然是决策者，但是皇帝决策的依据是官员的反馈，依靠的是官员和英国人交涉的报告、在战场上决定胜败的也是一线的将官。他们决定了这件事是什么样，以及它看起来是什么样。皇帝只能依据这个样子来做判断，所以这些官怎么表现就至关重要了。
他们的处境可以说前无古人的复杂，他们不管是主战还是主和，和当时所有的官僚、知识分子一样，抱有天朝上国的强烈优越感，面对西方实力上全面碾压的时候，主战必败、要背负丧师辱国的恶名；主和虽然保全国家、也保全了百姓少受战火蹂躏，但必定受到全社会的一致声讨，背负巨大的舆论压力，就算有利国家也大概率会被皇帝牺牲，平息社会的怒火。英国人兵临城下，拖延不作为又不是一个选择，所以这些官员彼时处境之微妙、前途之险恶，不是局中人恐怕很难体会个中滋味。这又要插一句，我们读历史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以后人全知的上帝视角去贴标签，作抽象的论断，总以“必然”的视角去看待。我和很多朋友的分歧也是基于此。我的看法是：读历史，要以读小说和看电影的方式去读，要有一种“共情”的心态，在小说、和电影里，是通过故事把读者带进那个环境，让你去体会角色的内心的波澜、喜怒哀乐。读历史也当如此，越能体会当事人的处境、心态，越能把握住历史的真实脉动。
所以说鸦片战争中一线官员的压力是来自内外各个方面，英国人打不赢、皇帝惹不起，还要顾忌社会的清议，同时还有自己内心观念的冲突，可谓是惊涛骇浪、险像环生。在这个压力下如何自保？可以说把中国官场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今天我们重点来聊鸦片战争在林则徐之后的三个重要人物：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琦善、参赞军务大臣杨芳、和靖逆将军奕山。
1840年7月英军占领定海县，8月英国军舰到达天津大沽口外。琦善代替林则徐登上历史舞台。这里有一个误解，为啥英国人不强攻林则徐坐镇的广州呢？很多人认为是因为林则徐战备充分，英国人无机可乘，只能沿着海岸线巡弋，找薄弱处下手。这种说法在当时就很流行，1当今被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沿用，其实严重脱离事实，从英国方面的档案看，他们的目的就是直接向皇帝传递强硬信息，不再和中国的地方官纠缠。所以从广州一路北上，先打下定海县以显示实力，再进入渤海、进逼天津。以英军的战力，后来攻破广州虎门要塞、长江口的吴淞要塞，完全是碾压性的实力，林则徐真硬杠是打不过的。英舰兵临天津，道光皇帝受到极大刺激，觉得林则徐办事太毛糙，居然把敌人引到了皇帝家门口，当时担任直隶总督的琦善、军机大臣穆彰阿、两江总督伊里布趁机弹劾林则徐，道光帝一怒之下就免了林则徐的禁烟钦差大臣，改派琦善做钦差、兼两广总督南下，和英国人交涉，也通知英国人：武装上访的信息已经接到，回广州事发地调解矛盾吧，别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呆着了。
琦善一开始也是主战的。到了广州一看，英国人的军事优势我们确实杠不过，马上转变态度，降低了军事对抗的气氛，和英国人谈判。英国人要求割地赔款，琦善知道皇帝肯定不同意，开始是拒绝的。英国人想：不显示点力量是不行了，在1841年1月攻占广州外的两座炮台，威胁琦善，不从我就占领广州了！琦善被吓住，就和英国签了《穿鼻洋草约》，同意英军占领香港岛、赔款600万银元。这里有中、外交往早期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文字翻译的歧义。《草约》里琦善以钦差大臣身份同意的是准许英国人在香港“泊舟寄居”，用现代白话来讲是停船、暂时居住。“寄居”是非永久居住、寄人篱下的意思。潜台词是主权还在清朝。琦善的用意是把英国人稳住，争取时间把他们哄走，就在文字上玩花样，不说割让，但看起来又满足了英国人的要求。
英国人确实没有理解中文的奥妙，就当作是同意割让了。于是登陆香港岛升旗，宣示主权。这里归我们女王陛下了。琦善也不理解升旗的意义，是英国人当真了。但是他确实又不敢把和英国人私下谈判的内容奏报皇帝，就瞒着。就盼着英国人拿钱以后赶紧走人，他没能理解英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军事和贸易据点，打开中国市场的门户。英国代表义律对中国官场的了解更深，意识到琦善可能是在搞欺上瞒下这一套，条约得不到皇帝的认可，兴师动众的目的没达到，于是单方面公布了《穿鼻洋草约》的内容，这下道光皇帝火就大了，比对林则徐的火还大，我大清只有开疆拓土、牧马天山，何曾有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你给我挖个大坑，让朕无颜见列祖列宗啊！于是又罢免琦善、下旨即逮捕，解送到京城。所以到1841年2月，道光皇帝已经经历了从“主剿”（军事解决和英国人的争端）、到“抚”（谈判安抚）、再到剿的转变。所以等到另外两位主角：参赞军务大臣杨芳、和靖逆将军奕山登场的时候，他们只有和英国人正面硬杠一个选择了。
杨芳算是当时的所谓“名将”，镇压嘉庆年间的川楚白莲教造反、和道光早年的新疆张格尔叛乱立过大功，他以广西提督的职务参赞广东军务，被寄与厚望。杨芳到的广州的第二天，英国人就给了他一系列下马威，攻克了广州外围的多个炮台。英方代表义律出于军事礼仪，打一阵又停下来，派一艘小船打着白旗，通知清朝方面，还要不要接着打？不想打就谈判。杨芳不理解白旗是来交涉的意思，发炮轰击，英国人大怒，火力全开报复，杨芳立刻就被揍了个屁滚尿流，仅一个上午，英军又连克五座炮台，重新占领了广州城外的英国商馆，离广州城墙只有200米。
杨芳面临着和琦善同样的处境，他是军事指挥官本来没有资格和英方谈判，但是这个时候琦善刚刚被道光皇帝下令逮捕，离开广州，没有在任的两广总督在城里，他就和还在城里的林则徐、广东巡抚怡良会商，同意停战，恢复广州的通商。后一个决定以当时看是严重违反皇帝旨意的，英国人和天朝相抗，就是“逆夷”，在他们顺从天朝之前，怎么能恢复通商呢？但这位杨芳虽是武官，但笔头功夫了得，给道光皇帝的奏报可谓妙笔生花。
他不提广州外围炮台的陷落，只说英军“前哨探到距省城十余里”，人家是主力冲破了他的防线，他说成是小股侦察部队。然后笔锋一转，说自己如何努力布防，让道光皇帝安心。英军停战以后后撤，他又给道光皇帝奏报，清军作战如何英勇，打死打伤多少英军和汉奸，特别把击伤英国人派出的打小白旗的小船，夸张成一个“大捷”，完全不提广州城外据点的失守。最绝的是：杨芳预料到了一点，就是既然你都大捷了，为啥不乘胜追击把英军全歼了呢，皇帝难免有这个疑问。
于他编了一个特别有技术含量的谎，说：之所以不追击是怕英国人慌了，撤到船上，退到外海我们就没办法了。所以我们打打停停，吸引英国人停留在内陆，等靖逆将军奕山的大军一到，就合围全歼！这个彩虹屁真是哄得道光皇帝龙心大悦，批复中称赞杨芳果然智谋深远。
直到广州都恢复通商一个月了，杨芳和广州巡抚怡良想骗道光帝认可这个既成事实，说英国人现在很老实很驯服了，是不是可以贸易正常化了？道光皇帝才回过味来：要是贸易就能让英国人老实了，我还兴师动众干什么呢？你们这儿给我扯犊子呢，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比起捏造谎言耍笔头功夫上，杨芳比起后来的靖逆将军奕山又是小巫见大巫。
奕山到广州是1841年5月，撕毁了他的两个前任：琦善和杨芳和英国人达成的停战协议，重新开仗，当然又是一败涂地，这回英军占领了广州城北的越秀山炮台，拿下广州城如探囊取物一般，没辙，撕毁的停战协议又得重新签，这次还得加上600万元的赎城费，作为英军不进广州城的代价。所以奕山回到原点，面临和琦善、杨芳同样的处境，怎么向大boss道光皇帝报告？先是照例一通胡吹，我方将士如何英勇，给敌人多大的杀伤。但毕竟越秀山都被攻占了，这事怎么报告？
奕山发挥了超一流编剧的功力，他说因为广州城外沿江两岸炮声大作，英国人想来输诚求和，被噪音掩盖，无法传话。所以绕道北面的越秀山，离城里近，喊话声音传得过来。随后编了一个故事，说英军代表摘下帽子行礼、扔下武器，向城头喊话：我们冤啊、苦啊，因为不准贸易了，我们本钱亏损、欠债还不上。请大将军转告大皇帝，只要准我们通商，我们就退出占据的各个炮台，退出虎门，以后永不惹事。
这个故事一编，把自己被逼的城下之盟，变成了英国人申冤诉苦；把交的赎城费，说成了英国人回收的账款，完全颠倒了正反角色，明明是自己乞和，把角色套在了英国人身上。
说最后的结果，奕山最后也被革职查办。不是因为道光皇帝敏锐的洞察力，而是英国方面换帅，由义律换成了“璞鼎查”。英国新指挥官不满足当下的成果，一定要迫使清朝皇帝认可一份正式条约，于是引兵北上进攻长江口，奕山的谎言被拆穿。
先是琦善、后是杨芳和奕山，他们向皇帝的奏报是掩盖和夸张并用、真实和谎言混杂，又不停地揣摩皇帝的心态和社会气氛的变化，尽量为后续的事态发展给自己留出空间。他们的腾挪技巧堪称官场文化的典范。如果不是英国人不断用大炮揭穿谎言，在中国官场的内部生态里他们可能还真的就成功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体系内部不能揭穿他们的谎言呢？朝廷不是有言官御史吗？地方官之间彼此也能弹劾。
这又涉及到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的两个特点。一是奕山他们每谎报一次战功，就要保举一批有功之士，很多人封官晋爵，就建立起一个利益同盟，就算皇帝派人来调查，他们为了自己也拼命维护谎言。另外，当是普遍认为“夷务”（外交事务）是广东一省的事，其他省的地方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除非战火蔓延到自己的辖区，没人主动去冒犯广东官场，这是官场的潜规则。
所以这个系统只有靠两样力量打破官僚对信息链的垄断，一是皇帝本人的常识健全、洞察力超强，所谓“圣明”，很难被欺骗，这显然很不可靠。另一个就是系统外力量的强制介入，改变原本的信息回路，让造谎机制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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