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豪言壮语，被司马迁写入《史记》以后，遂成为流行于今的英雄名言。
是啊，王侯将相都是天生的吗？难道注定是“龙生龙，凤生风，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翻翻中国历史，整个就是英雄辈出的画卷，从大禹、赢政、陈胜、项羽、韩信、刘彻，到岳飞、成吉思汗、玄烨、谭嗣同、孙文、张自忠、毛泽东，无不英气浩浩、雄性勃勃。
命运是天生的吗？当然不是。从陈胜发出这一豪言并向旧有秩序挑战以来，人们就不停地讨论这个问题。自科举制开辟寻常百姓可以通过读书入仕以来，陈胜的疑问似乎就给予了圆满解答。但是，历朝历代，通过出仕入阁的寻常百姓常常只是少数，尤其皇帝那个宝座，只有生在帝王之家才有资格继承皇位，任何人都不能染指，甚至不能生出此念。只有王朝崩溃、天下离析，才会经过血与火的英雄逐鹿，诞生出新的帝王之家。
所以，“命运是天生的”正是历代专制政权垄断名利场的思想基础，狭窄的容许草根阶层崛起的名利通道不过是送给穷苦人的聊以自慰的神话。专制政权是不允许难以控制的脱颖而出的人才机制，那会动摇他们的权益，威胁他们的地位。只有天生富贵，只有王侯将相天生有种，才能迷惑和麻木百姓，才能巩固和安慰自己。
改变命运需要挑战。自古以来，中国就一直是个上级决定下级、下级决定百姓的等级社会体制，唯权主义、唯上主义、唯官主义等注定了下属臣民永远只能低着头、晗着首、哈着腰。谁敢理直气壮、趾高气昂地跟上级说话？谁敢指名道姓甚至曲意驳批上级的作为？谁敢在地位权势比你高的人面前拍着胸脯说“我，大丈夫也，英雄了得”？
克林顿年轻的时候，因与肯尼迪的握手萌发了入主白宫的志向，经过不懈地努力和奋斗，终偿所愿。施罗德酒醉的时候，拍着总理府的铁门高呼“总有一天，它会成为我的”，后来他果然成为了德国总理。克林顿和施罗德都来自平民家庭，他们都英气勃发，立志攀登权力高峰。这样的青年中国有吗？也许有，但其志向大多不会久长，也不敢公开宣扬。有谁见过某位正常青年指着中南海紫光阁说那注定是他的？又有谁见过有人鼓励年轻人要志向高远立志成为国家主席或总理？
自陈胜吴广开始，命运不再是封妻荫子、子承父业，踏踏实实本本分分地做个父母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儿子的好爸爸。如果这样，那么他的命运就与劳苦大众无二，改变命运就在那一瞬间。
改变命运需要时势。中国的英雄大都出于乱世，历经争雄，大势底定，成功者就会强烈压制他人的英雄之念，迫使人人皆顺民、个个富奴性。整个社会如此运转一段时间之后，直到国家崩坏，草莽始再辈出。这就是中国的宿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陈胜于乱世的悲嚎，和平时期为何就不见他的踪影？难道一个众生平等、机会均等、能者上庸者下的社会不是全民利益的最大诉求？
改变命运需要勇气。命运不是黑暗中的沉默，它是漆黑夜晚流星划过天际所遗留下的那种伤逝情怀的美。毛遂如果不自荐，展示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恐怕世上很难有人会注意到相貌平庸的毛遂。抓住机会，勇于改变命运，这是每个人都可以也能做得到的。
不知哪位名人说过“知识改变命运”，事实确实如此。观高考落榜的同学们，一个个如饿虎扑食般地学习，吝啬于玩笑嬉戏，这让那些新生们“哀之而鉴之”，努力提高自己的含金量，使知识铺砌成通向理想大学的金光大道。这是他们的理想，也是改变命运的一条途径。如果还幻想像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那也必须有雄厚的资本，毕竟时过境迁，现在城市人住草屋是旅游，而农民住草屋是贫穷，城市人步行是减肥的需要，而农民步行是经济的拮据。社会发展了，观念改变了，陶公的境界也许只能在原始森林中探求。
改变命运需要抗争。只要抗争，它就掌握在你手里。它不是汩罗江畔的哀吟，不是贝加尔湖畔牧羊者的独影，更不是洞庭湖水边岳阳楼的孤鸣，他们都没有争取命运之花的绽放。春华秋实，命运是抗争和奋斗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