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座前谏官魏征以“过分认真”而传芳千古，其曾奏请太宗曰：“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魏征视根为树木之源，视泉为水流之源。现实中，政治家视民心为执政之源，艺术家视生活为创作之源，百姓视金钱为万恶之源，生物学家视水为生命之源，等等。或可说：万物皆有源。那对企业来说，何为其生命之源呢？

斯大林曾说过：“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时下，部分企业管理者多有“重方法轻理论”倾向，误以为学管理就是学方法。殊不知，方法是理论的衍化物，故而任何方法都具有条件约束性，都不可能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管理者如若抛开理论而一味钻研方法，极易陷入“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漩涡而走上形而上学的道路，实践证明，形而上学只有两种结果：要么害死别人，要么害死自己。企业生命之源是企业管理的支点，只有从理论上找准该“支点”，才能跳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漩涡，才能在实践中创造千变万化的管理“杠杆”，并在推动企业发展中像阿基米德说的那样：“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反之，如若找不准企业管理的“支点”，别说“四两拨千斤”是痴心妄想，就算说“千斤拨四两”也是痴人说梦。对于什么是企业生命之源，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最典型的有以下几种见仁见智的论点：

一是认为“人才”是企业生命之源。电影《天下无贼》有句台词：“二十一世纪什么最珍贵,人才呀! ”但国有典故叫“身在曹营心在汉”，说是徐庶“吃着曹操的饭，想着刘备的事”，故有“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之说。徐庶虽大才，却无益曹营，故以“人才”或“人员”论企业生命之源者，似欠周全。

二是认为“创新”是企业生命之源。话说“只有求新求异，事物才有生命力”，但创新靠什么呢？创新肯定靠人才，此就回到了第一个问题上。

三是认为“文化”是企业生命之源。文化是什么？“一个人的习惯叫性格，十个人的习惯叫风气，一百个人的习惯就叫文化”。文化只是人员的一种行为自觉，而缺乏人员行为自觉的企业文化必将“永远在路上”。只要提到人员，又会回到第一个问题上。

四是认为“诚信”是企业生命之源。司马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企业诚信很重要，但企业诚信最终靠谁来兑现？企业的诚信最终都要靠人员来兑现，提到人员就会再次回到第一个问题上。

五是认为“质量”是企业生命之源。低劣的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必将导致企业衰亡，但以高成本维持的高质量也会导致企业衰亡，而压缩成本一靠技术、二靠人。而且，提高质量的技术或是压缩成本的技术关键靠什么呢？还是靠人才，此又回到第一个问题上。

以上五种论点虽难解企业生命之源，但都有一条线贯串其中：人。也就是说，企业生命之源肯定与人有关，那是不是说人就是企业生命之源呢？答案是否定的。人就如同一根水管，如果水管不出水，那就毫无意义。那人这根水管“要出什么样的水”，才能浇灌企业生命之树呢？为解此疑，不妨回到第一个问题上，看看徐庶身上到底缺乏什么特质才会无益于曹营。其实，只要能正常思维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徐庶身上所缺的东西——积极性。人员只要有积极性，无论是谈人才，或是谈创新，或是谈文化，或是谈诚信，或是谈质量，都无需多谈。相反，人员若无积极性，谈什么都是“纸上谈兵”“对牛弹琴”。人员积极性的实践表现只有一个字：勤。比如，勤志、勤学、勤思、勤钻、勤精、勤事、勤干、勤俭，等等。人有“勤”字当头，何事不可为呢？反之，人无“勤”字作首，贤人也会变成闲人，既为闲人，何以为事呢？

综上所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就是企业生命之源者。此道理虽为常人知晓，但时下能深明其义者，或似门可罗雀。至于如何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此处不作深论，但可循于韩非子所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韩非子所言的“人情”，即为趋利避害的人性。企业管理的要义，就是要激活趋利避害的人性，使人在亦趋亦避中好好工作。我们常说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两层意思：一是解放人性，二是发展技术。发展技术有两种渠道：一是自创，二是引进。技术自创是发展技术的关键，而发展技术关键靠人。故而，从此角度讲，企业管理的本质就是解放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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