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了癌症：）。”我在家收到小朱的微信，“癌症”两个字后面还有一个笑脸符号。正是午后，阳光那样好。好到令人不敢相信，是看错了？
我想起上一次和小朱见面，那时我刚好换了工作，小朱约我见面，她也才到新公司上任，我们两个公司离得不远，于是一起吃了个午饭。那时我就发现她的异样，她的左眼向内，似乎被什么东西拽着，不能自控地朝右斜睨着。
“我现在看到的是两个你，”她笑着对我说。
“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已经三个月了。”小朱说，就仿佛在讲她最近买了一件不称心的衣服，“换了几家医院检查，连住院都住过啦，还是查不出来个所以然。有个医生说是交感神经失调，让我好好休息，我也看中医，吃了中药，可也没什么用——呵呵，不管啦，这也是另一种看世界的方式么！”
我们走进一家耶里夏丽。
“我请客。”小朱爽快地说。
我坐在她对面，她一抬头，我便不自觉地将视线挪开。我有种不太好的预感，可是她却非常平静，这种平静完全是超然的，她也提到了另一种可能：重症肌无力，这种病从细枝末节的地方开始发病，渐渐扩散到全身，最后失去自理能力，甚至无法呼吸。
“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她笑着说，“明天我去看新的中医，针灸，我同事的老公也得过类似的病，扎了三天就治好了。”
看上去她完全是乐观，开朗。她故意侧过脸，或者眯起眼，免得使我难受，而我则慌不跌地给她一个笑容，生怕给慢了。
“可笑的是，”她告诉我，“我不是刚换工作到这家公司么，有人就在背后闲言碎语，说我是因为得了病才被上一家公司辞退的，呵呵。”
她的工作情绪没有受影响，她照样去面试新员工，照样主持公司会议，她还给我讲了住院期间的趣事：她和病房里的几个大爷聊天，其中一个大爷快八十了，还和她打听附近哪儿有红灯区。“大爷生命力可旺盛了。”她笑着说。
饭后，我们各回公司，她在楼梯上还说了一句：“我现在走楼梯特别容易摔跤，所以干脆闭起一只眼睛走。”
这就是我上一次见到她的情景。当时虽然颇为她担心，但过后别的事情一忙，也就淡忘了，心里还存着侥幸：找中医扎针真的有效，把她彻底治好了也未可知。
然而过了一个月，就收到了这条消息。我震惊的同时也不能理解那个微笑符号的意义。况且，小朱在我的记忆里素来也不是这样的呀。
我记忆里的小朱，就像最初见到她的时候，在教室前用力地擦着黑板，然后转过身，用她不怎么洪亮的嗓音叫大家安静，我记得的她总是匆匆忙忙，好像有一大堆事情要做，好像身上担着天大的责任。她是高中班长，却操着做妈的心，班级里的大小事务她都要照顾，比班主任还忙，我们班主任是一个闲散的人，经常不出现，小朱因此就更劳心劳力。她总是蹙着眉，脚跟不点地，对同学苦口婆心，在我心里，小朱是这么一个形象。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戏谑地喊她“班长”。
还有一项记忆是她长跑很厉害，虽然她个子不高，瘦瘦小小，却有惊人的耐力。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问她。
“脑瘤，见面说吧。”她回答。
几天后，我们约在一家茶餐厅，一见面她先给我一个盒子，笑着说：“生日快乐！”我的生日快到了，她的生日就在我后面几天，我俩同一个星座，我完全忘了这事儿。我接过来，是一个运动手环。
“谢谢呀！”
“好好运动哦，我现在每天都戴着，提醒我走一万步。”
菜单拿来了，她推给我：“你点吧，听你的。”
我胡乱点了几个菜，见她兴致这么高，我都不知道如何提起她的病。反倒是她主动满足了我的愿望。
“告诉你，我的这个病呀，真是中彩了！”她笑道。
“怎么说？”
“我得的是一种罕见的癌症，几百万人里面也就一个，就这么说吧，全世界也没几个，中国大概就二三十个和我一样的病人吧。难怪医生查了那么久都查不出病因。”她仍是笑盈盈的。
“天，到底是什么病？”
“脊索瘤。脊椎的脊，绳索的索。脊索瘤。是一种特殊的肿瘤。”她笑着解释，“这个病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它的病因是胚胎在发育过程中分泌的脊索，也就是让脊髓生长的物质没有退净，残留在体内造成的。如果残留在头部就发展为脑瘤，一般二三十岁发病，如果残留别的地方就发病在尾椎和脊柱，一般五六十岁发病。”
她又加了一句：“也就是说，我这个病，是一出生就有了，只不过到现在才发呢。”
她的语气好像在说“我可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呢”。
“这么说，你确实是中彩了！”
“你知道么，我觉得这个病是老天给我的礼物。”她笑着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辞职，想不干了，接到病理报告的时候，我一下子松开了，好像松绑了一样，特别开心，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辞职！”她确实看上去一身轻松——如果没有她的斜视，如果没有她脑袋里那颗瘤，我真忍不住要恭喜她了。
“你知道，我毕业以后工作运一直不错，先是去一家市场调查公司做乙方，后来又调到外企做甲方，现在在合资公司做领导，每天工作也不多，挺轻松的，钱又不少，但我始终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她说，“我一直就想辞职，但是每次都考虑到我老公，孩子，总是下不了决心。”
“你真逗，”我说，“辞职的动力，竟然是一场大病。”
“以前在公司里，大家都叫我朱总，我总觉得叫的不是我。”她笑道，“辞职完，这两天去公司收拾东西，同事看到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叫我了，哎，那感觉很微妙。后来有一个人叫我‘小朱’，我突然觉得，对了，我找回了自己，呵呵。这才是我，我不是什么朱总，不是什么主管，不是什么领导，我就是我。”
我吃着菜，听她娓娓道来。
“说实在的，我感谢这场病，我终于可以停下来想想我到底要什么。”她说，“并且我一直在想我的病和家庭的关系。你知道，我爸妈从我小时候起就每天吵架，我一回到家就只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学习，因为不想听他们的争执，现在他们仍然天天吵，但我妈又总是不肯离婚——她怕别人说闲话。我甚至觉得我的发病也和从小的压力有关。至于对家庭的责任，我已经想过了，我工作这些年几乎没有休假过，我这一辞职，就想彻底什么都不做，带着女儿出去玩玩，她一直说想去热带，我要好好陪陪她——谁知道还有几年可陪呢？孩子长大的这段时间才最重要不是吗？我这一病，突然就让我把许多问题想通了，什么赚钱，什么工作都不重要，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真实地活过，有没有用力地爱过，有没有给自己留下有价值的回忆。”
“你老公呢？”
“他挺好，”她笑了笑，“我病了他反而对我更好了。以前我顺风顺水的时候，他并不关心我，冷言冷语我也听多了。我很早就想离婚了，考虑到孩子还小就一直下不了决心。”
“这么说，你真是因祸得福了。”
“我不管他，反正我辞职了，我自由了，对了，你推荐个老师给我，我想学画画，以前就一直想学。”
“我说，别人得癌症都痛苦不堪，你倒好，活蹦乱跳，还那么开心！”
“是啊，我感觉我没有病，我只是脑袋里装了个定时炸弹。趁它没爆炸，我得抓紧时间享受人生啊。”
我们都笑了。
“那你打算怎么治疗呢？”
“哦，忘了告诉你，这种病是不可能根治的，也就是说终身都有复发的危险，而且是百分百的。”她说，“医生说要先开刀，然后做化疗——不过普通化疗药物对脊索瘤是没有用的，得用质子射线治疗。国内还没有这个技术，所以我可能要去日本。”
“那很贵吧？”
“一次三十万，欧美更贵。”
“三十万？！能维持几年？”
“五年，十年，说不准，有些人二十年还没有复发，也有人过五年就复发了。”她的笑容有些暗淡，“因为得了这个病，我加入了一个QQ群，就是这个病的病友群。里面人也就二十几个，有的人为了治病几乎倾家荡产了。我认识其中一个女孩，只有26岁，她结婚了，婚后不久就发病，为了治病已经花完了所有钱。她很害怕，她不断问我：‘如果复发我该怎么办？’她也问她的老公，他告诉她：‘钱已经花完了，再复发我也没有办法了。’他也不是不爱她，可是现实很残酷的。她很担心过几年复发，她老公就会离开她。我对她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未来都不可预料，虽然我还有些积蓄，但我也说不好哪天就发病了。钱不是万能的。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做生命的最后一天，就要珍惜当下，过好每一天才是。”
“恐怕这安慰不了她啊。”
“是的，她还年轻，她还需要多一些人生经历。”她微微一笑，“你知道为什么我能这样平静地对待死亡？”
“为什么？”
“因为我死过。“她说，“你还记得我出过车祸吗？”
我想起来，那时候刚工作不久，她坐车去办事，半路上车子和一辆大车相撞，撞断了她的锁骨和一条腿，司机和坐她旁边的同事都死了。
“那次对我震动很大。我亲眼看着车子被撞，看着同事被撞死，看见血。那一刻死神离我一尺之遥，我感觉自己已经死了，真的，你死之前脑海里会把你的一生都过一遍，那一个瞬间很长，虽然实际上很短。你还记得一年前我们见面那次吗？我们不是在红坊里散步，聊了很多玄之又玄的话题吗？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会生病，但我似乎对死亡特别敏感。有一次公司请了一个心理咨询师来给我们做团建，老师要求我们观想死亡。我立刻就能进入特别深的冥想，在我的观想里，死亡是一片星空，在遥远的深蓝的星空的那一头，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对我来说死亡并不可怕，也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生活中，它是一段旅程，就像生命本身，它也是一种醒悟。后来团建结束，心理老师对我说，她没有见过我这样的人，她说我对死亡的领悟特别深。或许这是老天为了保护我，给我的本能吧。”
“这么说来，老天对你还真不薄。”
“不薄，不薄，”她笑道，“从今天起，我可要为自己活啦。来，喝一杯。”
我端起茶杯，“恭喜！”
大半年后再次见到小朱，是在一家咖啡馆里。那时我听说她的父亲去世了，而我也刚参加完伯父的葬礼。我们两个都有些低落。她已经开完刀，去日本做完化疗，那时她的视力已经恢复了大半，斜视也几乎看不出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又是一个健康人了。但是很明显地，她不如一年前那么欢乐。
我们说起了各自参加的葬礼。她的父亲是尿毒症去世的，他并不是她亲生父亲。但她不放心她妈妈的照顾——有一次她不在，她妈偷偷把她爸的透析停了。所以她只好亲自去照顾继父。
“人到了死的时候，真的会把这一辈子没有实现欲望和痛苦都爆发出来。”她对我说，“我爸死前已经神志不清，他只会不停要吃，吃，并做出吃东西的样子，除了吃之外，就是骂人。我是看着他咽气的。他死后还不到十分钟，就被送进了太平间。真正是尸骨未寒。你知道吗，我摸了摸，他的手还是热的。可医院就是这样，根本没有停灵一说。葬礼也特别虚伪，葬礼主持人故意用那种悲痛的声调宣布死亡，说出一番和死者完全不相符的赞美之词，什么‘爱岗敬业’啦，‘和睦同事’啦，‘热爱生活’啦，‘有责任感的好丈夫，好父亲’啦，拜托，那根本不是我爸！下面的人还要假惺惺地哭呢！轮到我致辞，我就自己准备了一套台词。我只铺叙事实，然后我说：‘我父亲今天去了天国，恐怕那里又多了一个吃货了。各位来参加我父亲葬礼的人，都是他生前的好友，亲朋，你们一会也要多吃一些，这样我父亲在天之灵看着也会欣慰的！’”
“哈哈，你居然这么说。”
“是呀，我死的时候可不希望我女儿给我歌功颂德，说一些漂亮的废话。”
“那倒是。”
“经过了这些，我对死亡更是看透了。”她嘴角微扬，“我对我妈说了，如果复发，我绝不再去化疗，开刀了。”
“为什么？”
“我认了。别人问我女儿怎么办，说老实话，我一点也不担心，儿孙自有儿孙福。她有她的人生，我尽力扮演好现在的角色就问心无愧了。”
她说了这些令我感伤，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劝她别放弃治疗吗？劝她热爱生活吗？不，她比我更热爱生活，她比我更明白生命的可贵，正因如此，她才会做此决定。过了一会，她说：“你知道吗，我又回公司上班了。”
“为什么？”
“我爸死后，我妈突然自作主张把家里房子卖了——她说她的厄运都是这房子带来的——然后她就打个电话给我，说要搬来和我住。我们的房子才两间，不够她住的，所以就要我买大房子。”她苦笑，“我看病已经花了几十万，就算要换套房，也没有那个资本，我老公又一直没什么积蓄，还不是得我出来上班赚钱？本以为辞职了至少能歇一两年，没想到才几个月就被逼出山了。”
“什么，他们让你一个病人赚钱买房？”
“还有更可笑的呢，我本来打算把现在住的房子卖了，再贷款100万买一套三室的房子。我算了算，以我现在的收入，大概五年内能还清贷款。结果全家一起看房，看了几套都有些缺点，不是朝马路，就是卫生间没窗，本来预算就比较有限，总有需要妥协的地方么。我老公居然说：‘要不就再加100万，就能买更好的了。’我妈虽然嘴上不说，可也不咸不淡的，说：‘我都没意见呀。’可心里却明明向着我老公的意思。你想想，我老公又没个正经工作，他创业这些年基本上都是我在养家，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可是他一开口就是加100万，把我当成什么了？万一过两年我发病了呢？他们怎么负担得起贷款？就算不为我着想，也为自己想想啊，这些人。”
“所以你就回去上班了？”
“是，还是回了原公司。但这房子我暂时也不想买了，我在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周末回家，离了我老公和我妈，我还清净点儿，只是女儿有点舍不得，她很依赖我。我可能年后会跳槽，有一家大公司找我去当市场部总监，给我一百万年薪，但是公司在外地，我还在考虑中。我最多再工作个三五年，就彻底不想干了。”
“这话你也不是第一次说了。”
“哎，是啊。”她笑笑，“等我辞职了，买一辆越野车，咱们环游世界去。”
几个月以后，小朱最终决定接受那个offer，去了外地。又过了半年，她正式和丈夫提出离婚。
在新公司，没有人知道这个新来的女主管其实是一个绝症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