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人物传记时，写这些传记的作者们，通常会从书中人物过去所发生的事件中，总结出该人物取得如此成就的根源，以供读者借鉴。

而这些总结出的根源，大多数归因于天资、教育、个人努力等等。

好的故事为人们的行为和意图，提供简单且合乎逻辑的解释，这是很容易被我们所接受的，因为其正如我们所愿。

华为成为科技巨头的故事就是一例。生活在穷乡僻壤的穷小子，衣不果腹，努力工作还被工厂开除。生活所迫，借款创立华为，看到市场程控交换机的巨大需求，之后做出一系列正确决策，成为世界顶级公司。

卑微的起点加上非凡的机遇，突破桎梏取得了巨大成就，使得这个故事引人入胜。

如果在这个故事里再加上更多细节，似乎会让我们以为，读了华为的传记，就能够洞悉一家企业成功的奥秘。我们也确实看到了，机场书店里关于华为的书经常卖到断货。

但不幸的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通过这些书里的故事，对华为的理解和认识大都只是错觉。

事实上，很多实实在在发生过的重要事件中包含着众多抉择，这些抉择会诱导人们夸大技能的作用，并低估运气对最终结局的影响。

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在一件事发生后，基于有限的事实，去构建一个因果连贯的故事，以期让心里相信这个世界是可知的，稳妥的。在这里，我们最大限度地忽略了自己的无知。

人类大脑的常规局限使它没有足够的能力重构过去的知识结构或信念。一旦接受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你就无法回想起自己观点改变之前的那些想法了。我们就此引出一个新的概念——后见之明。

举个例子：

为了防止汽车爆胎，你在考虑是否要买一个便携式轮胎充气机，此时你了解到，99%的车主都没用到这个东西，你大概率不会买。

而当你做这个决定之前，刚好知道弟弟家的车子，因为爆胎在高速上困了5个小时，你会毫不犹豫的买下这个玩意，根本不会在意99%不会发生的统计概率。

这便是典型的结果偏见。结果越糟糕，后见之明就越严重。

整个社会都习惯在事后评论人们过去的决策行为的是非，那些希望自己的决定能经受住后见之明检测的人，只好采用保守做派——极不情愿冒险。

由此我们看到一些现象，医生们要求患者做更多检查，按数据下药，依规程诊治，请教专家更多病例，即使这些方法未必奏效也要遵守条例一一使用。这些行为与其说是看病救人，倒不如说是为了保护医生避免犯错。

尽管后见之明和结果偏见总会有滋生保守之嫌，却也会给那些不负责任的冒险者带来不应得的回馈。

几次幸运的冒险便会给一个不顾后果的领导罩上极富远见的光环，而那些曾怀疑过他们的人事后会被视为平庸懦弱之辈。

人们很大一部分结论都是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得出的，但我们却不知道得出这些结论的过程有多复杂。

逻辑上的连贯性能给人信心，证据的数量和质量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即使证据十分苍白也不妨碍系统1构建一个因果连贯的故事。

对于一些重要的信念，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其合理性。我们怀有这些信念仅仅因为，我们所爱和所信任的人也持有同样的信念。

在投票市场中，每天都有大量股票的交易。很多人会买同一支股票，而其他人则将这只股票出售掉。

在开放的市场中，买卖双方享有相同的信息获取渠道，他们之所以进行交易，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想法。买方觉得当前股价低可能会升值，卖方则认为股价极可能下跌。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比市场更了解股价呢？

加州大学金融学教授奥登，对一万名投资收益账目进行了长达7年的跟踪研究。他发现很多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一直在赔钱，连章鱼都比他们做得好。

研究表明，个体交易者卖掉的股份比他们买进的走势更好，每年约有3.2个百分点的增值，远远超过交易的执行成本。

显然对于个人投资者中的大多数来说，什么事也不做都比践行脑中出现的想法更好。

奥登随后在他的论文“交易有损你的财富”中发表了研究结果。最积极的交易者往往会得到最糟糕的结果，而交易最少的投资者却赢得了最高的收益。

其中男性比女性更常按自己无用的想法行事，而女性在投资中的收益更多。

那么专业投资者，或者投资经理是不是表现更好呢？从50多年的研究中得来的数据，也同样颠覆：对于大多数基金管理者来说，选择股票更像是掷色子，任何一年中，每3只对冲基金中至少有两只比市场平均表现更差。

研究者有一个普遍观点，那就是几乎所有炒股的人，不管他们对股票是否了解，都在玩碰运气的游戏。交易者的主观经验，只不过是他们在很不确定的情况下的看似明智的猜测而已。

投资顾问们感觉自己在这份严肃的工作中是有能力的专业人士，而长期数据表明，他们构建的证券投资组合，如果获得回报，运气远远大于技能。

如果你知道成功主要是靠运气，那你又能将多少成绩归功于自己呢？这真是一个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