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舟在中国历史中，是一种怎样的原始意象？许宏在《何以中国》中记载有公元前2000年前后陶寺“阴宅”里的船型木棺，联系本书中的另一处记载，他认为距今4200—4000年间，北半球普遍发生了一次气候突变事件，且一般认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两大洪水传说：中国的大禹治水和西方的诺亚方舟与此相关，我们可以在这一考古的印证中，认为舟船在中国的文化记忆中承担着摆渡和拯救生命的重要功能。[1]《左传·僖公三年》里有“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的记载，是一次泛舟游玩的记录，它承担的是娱情的功能。即使是像《荀子·哀公》里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样的语句，也能间接表现出舟船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所以会在说理性言辞中将之作为喻体。
早在先秦时代，泛舟已经进入到诗歌的国度，《越人歌》的“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表达的是两颗心之间靠近的情愫。《诗经·邶风·柏舟》有“泛彼柏舟，亦泛其流。……”，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学史中第一首正式的泛舟诗。此外，又有《鄘风·柏舟》和《小雅·青青者莪》，都与泛舟散愁有关，可以说以此为起点，以泛舟寄托一些生命的深层体悟便成为后世文人的一种传承。魏晋南北朝以后泛舟主题的诗歌渐多，一方面与山水诗在此期的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与文人自觉意识在这一时段的拓展有关。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诗经·卫风·河广》中有“谁谓河广？一苇杭之。”且不说诗的主旨本意，在北魏时期，又有中国佛教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在长江流域用一根芦苇渡江以传大乘禅法的故事，也就是后来“一苇以航”的佛教典故，神奇的一点是，先秦与北魏两个时间段的两种维度的文化记载中，出现了同样的“一苇以航”的情况，且皆出自长江流域，排除夸张的“轻功”想象，从务实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推测是长江流域先民在生活的需要中，发动智慧，用芦苇编成船以方便渡江，变不可能为可能，这样的巧思在古人心中产生深深的内在自信感，因而留存在了《诗经》和对达摩故事的讲述中，成为一种不断追忆与叠加的文学标识，被文人群体所采用。综观《全唐诗》，涉及泛舟事的达到500余首，泛舟为题的有195首。唐代在诗歌艺术的国度中，泛舟诗已经十分普遍，几乎所有重要诗人都有涉及，杜甫有17首，属最多，其次是李白和白居易，又其次是岑参和孟浩然。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可谓是将泛舟与豁达人生观的高调关联，但真正完整且富有成熟哲思的泛舟诗精品，当出自苏轼。
程磊在《论苏轼早期的山水宦游诗》一文中，即认为宋人的山水宦游，突出展现了一种将山水审美中向往精神超越之“游”包容在世务行役之“游”中的特殊生存境遇。[2]苏轼用人生的轨迹，突出完整阐述了这点。嘉祐二年（1057），苏轼进士及第，从离开眉山外出任职那时起，他便开启了在宦海的浮沉和作为“行吟”诗人的生命书写。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自请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在一种追随内心的状态下与西湖发生重要的关联，泛舟西湖，是苏轼在这里的重要诗意活动，夜泛西湖更有别样的体验和感悟，如《夜泛西湖》中的“孤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又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之一的“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醉酒泛舟是另一番享受，如“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而苏轼的西湖泛舟诗中，最为出名的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两首组诗一般前者被认为描写景物不如后者，所以选本多不收录，但两首对照，能更好地把握作者写诗时的灵感生发和艺术巧思。
第一首其实写的是晨昏交替间的西湖景色，后两句是作者在这种泛舟体验中自我陶醉，他是孤独又内心欢腾的，将此番兴致盎然与西湖畔的水仙王庙交流，认为当敬一杯酒给钱塘龙君，这是苏轼对西湖文化景观的自觉收纳，将之融入自我的诗情世界。
第二首的最后两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是公认的吟咏西湖的名句，且至迟南宋时期，“西子湖”已是人们钟爱的对西湖的称号，广见其他诗歌创作中。[3]这一设譬，有着文化意象组合入诗的重要意义，按照杨兴玉先生从语义学角度的总结，“在苏轼写成此诗之前，西子和西湖只存在组合轴上的相邻关系”，“此诗一经写成，西湖与西子即获得了聚合轴上的相似关系。”[4]爬梳文献，《史记》、《左传》、《国语》中并无关于西施的记载，关于西施沉水而死的说法，见于《吴越春秋·佚文》的“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东周列国志》记载“勾践班师回越，携西施以归。越夫人潜使人引出，伏以大石，沉于江中，曰：‘此亡国之物，留之何为？”《墨子·亲士》中有“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虽细节有完整简略之别，但都记录的是“西施沉水而死”这一凄惨结局，唯有《吴越春秋》引用《吴地语》：“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因《吴越春秋》介于史书和小说之间，在记录的内容上是有重复或者自相矛盾的可能性的，但西施下落的两种猜想，在这部书中得到并存，起码表明这是比较普遍的两种说法，而后一种就像化蝶故事般，化凄惨为唯美的故事结局，只是这样的动人传说，一直活在人们的历史故事记忆里，苏轼在泛舟西湖中，将二者以本体和喻体的形式，巧妙镶嵌入诗中，使这二者在诗的浸润里，终于相遇，从而引发后人激赏，如陈衍《宋诗精华录》中“后二句遂成为西湖定评”。在金庸的《越女剑》中，也采纳了这种结局，安排范蠡带着西施泛舟五湖，终成眷属，使这个唯美传说继续在文学的领域传扬。
如果我们将组诗的两首结合起来看，晨昏关系是苏轼在第一首中的感受，晴雨关系则是苏轼在第二首中的主要感受，苏轼在泛舟中体验着自然的二重变化，这也是他之后“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诗境的重要铺垫，苏轼之所以能想到西子与西湖之间的关系，想必第一首中的与水仙王对饮的巧思，也促进了他进一步的灵感挖掘。可以说，二者是一种艺术上的承继关系，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去分析。
如果说杭州是苏轼纵情解锁泛舟诗境的“意气风发”时代，黄州则是他泛舟现实人生的“寻找意义”期。《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中的“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苏轼一如既往地热爱夜泛和饮酒泛舟，“长恨此身非我有”化用《庄子·知北》“汝生非汝有也”句，“何时忘却营营”化用《庄子·庚桑楚》中“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政治上的受挫，使苏轼在道家思想中寻找解脱之法，化用哲学语言，也冲破了传统词的戒律，“夜阑风静縠纹平”，宁静夜晚里，平静的水面，心也跟着静了下来，此番情境中，苏轼的心达到真正平复的状态，从而有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慨叹，由宁静的平复转为宁静的洒脱，跟李白散发扁舟的张狂不同，他是冷静从容的，将有限的自我融化在无限的自然中去。同作于黄州时的《赤壁赋》，则是苏轼此番泛舟人生感想的进一步完整阐发。“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又是一次夜泛，“举酒属客”，“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依然是饮酒泛舟，“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苏轼的泛舟中，想必总是这样歌咏古往诗歌，或追溯已有的知识储备，以寻找创作的灵感，“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则是将《诗经》和禅宗达摩故事的典故融会于自我生命体验中，设计于自我诗境的布局中，经过苏轼豁达心灵的过滤，成为富有新的生命力的文学情感体现。虽然在泛舟的结果上都达到了精神解脱的达观，但上一首词是由眼前情景所达成的自悟，这篇赋是在与客的问答交谈中，怀古的反思中，寻找的精神出路。但也足以证明，苏轼的豁达人生观，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泛舟体验中，结合各种各样的境遇和瞬时体验，以及潜藏的文化记忆与现场“偶遇”中，所寻觅和反思出的完整逻辑和情感归宿。正因为苏轼的泛舟与达观人生的深刻联系，明代魏学洢的《核舟记》中讲述的恰恰是苏轼赤壁泛舟的经典形象，足见它在后人心中早已成为一道经典的文化景观，舟与苏轼是难以分解的。甚至在80后作家七堇年的《尘曲》中，依然有“凡心所向，素履以往，生如逆旅，一苇以航”，且是初高中作文里经常会引用的经典例句。而在苏轼的《临江仙·送钱穆父》中早已有“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此词虽不是自己泛舟，而是送友人乘舟离开杭州。由此足见苏轼的泛舟洒脱人生观，以不同的形式，对后世文学作品和文学精神领域的深刻影响。
其他像李清照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甄嬛传》中，果郡王与甄嬛夜晚在舟中撞见，泛舟宫中，采撷莲花作陪衬的布景与此如出一辙，明显是巧用了李清照的泛舟诗心，而像柳永《雨霖铃》中“留恋处，兰舟催发”，在《知否》电视剧中，幼年时代的盛明兰和顾廷烨舟船催发时作揖相别的情景，亦相暗合。因为宋人的诸多生活细节入诗词，舟船与具体的人物和情感形成了固定的文学记忆，不断叠加和生发，影响着今天不同形式的文艺创作，或浪漫，或感伤。
舟船，可以是离开，也可以是抵达，可以是娱乐的游泛，也可以是江湖的流落，一苇轻舟之于宽阔的水面，何去何从，总带给人有限与无限，可控与不可控的两重思考，它给泛舟茫茫人生的人们一个暂且寄身之所，一个去往何方的探索余地，如巴金笔下觉慧的乘船离开，如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周而复始的摆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