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苏东坡和佛印，强强过招与强强融合——名僧与名士的交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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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僧和名士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高人。僧儒两者在人生信仰和理想追求上本有着不同的目标，前者追逐的是功名利禄，荣宗耀祖，后者修行的是四大皆空，清净无为。但是，这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历来都在进行着沟通，前者可以从寺观僧道的清雅幽静中冷却淡漠红尘世间的纷纷扰扰、得失进退；后者则通过文人士大夫的文采风流排遣修行的寂寞清苦和自慰内心深处对世俗红尘的丝缕眷恋。
早在汉末，佛教进入中土，犹未深入人心之际，就有安世高、支谦、康僧会、维祗难等高僧的南下东游，两晋时期名僧的走动更是多不胜数。这些笃信佛教、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和佛学修养的僧人，对儒释道文化的融汇和沟通起到了良好的沟通作用。很多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文人如谢灵运、宗炳、沈约、颜延之、周颙、萧纲、萧绎、萧子显、刘勰、王僧孺、王筠等，皆不同程度崇信佛教。从谢灵运、宗炳、萧子良、萧衍、萧纲、萧绎、萧统、释慧皎等南朝人的佛论来看，他们更为关注人的心灵、精神与生命，这对当时文人思想意识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到了后世，文人与高僧的交往更是深广。士人投身寺院，是唐宋时期庐山佛教兴盛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许多文人墨客因为不尽相同的原因走入名山寺院，和僧徒结下了不解因缘。唐初文学领袖陈子昂，与赵贞固、卢藏用、宋之问、释怀一等人相笃厚，号“方外十友”；唐代诗人张说曾问法要于神秀；王维取名字于《维摩诘经》，尝为六祖慧能撰碑文；更兼白居易寄存文集于东林寺，李渤延请智常主锡栖贤寺，李常藏书万卷于白石庵，皆是名是与佛寺、僧徒亲密关系的反映；而白居易受偈于鸟巢，裴休师友于黄檗、圭峰，李翱之谒药山而悟“云在青天水在瓶”，柳宗元、刘禹锡之为六祖大鉴撰写前后二碑，及与释浩彻、文约诸人流连谪宦之乡，这些都是唐代士、僧交游的雅故。
两宋时期，名僧与名士的交游更为活跃。从文献记载与野史传说两方面都有很多佳话。大文学家欧阳修谒圆通寺与居讷夜话清凉亭流传佳话，绝世才子苏东坡与聪觉“论无情话”而献偈，书法家、诗人黄庭坚参晦堂，闻木樨香而悟道，见秀师“以艳语动天下人淫心”被诃；文学家王安石且谓“吾只以雪峰一语作宰相”，“这老尝为众生作什么?”都是广为流传的桥段。
此外，苏东坡与佛印的轶事在民间流传甚广；东坡居士为画僧惠崇的绘画作品所作的小诗《惠崇春江晚景二首》，至今依然脍炙人口；许多以名士为主角的故事，其背景都发生在佛寺……名士谈禅，高僧说法，几乎成为唐宋以来的风尚。在文人们借方外交疏离红尘的同时，有些寺院和山僧也藉此尽力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宋僧居讷借重欧阳修而推重当时，圆通寺仰仗文学世家苏轼父子而名重天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可见名僧与名士的交游，不仅是社会精英之间的思想和文化交流，也透露了中国文化的几种不同形态相互融合的大趋势。他们的交游是思想与文化方面的强强过招，不但留下了许多美好的传说，也在许多名山大川留下了可供后人登临凭吊的文化胜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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