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对于青年的创作,忽然降下一个“流产”的恶谥,哄然应和的就有一大群。我现在相信, 发明这话的是没有什么恶意的, 不过偶尔说一说; 应和的也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世事本来大概就这样。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 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 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 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 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 豪杰, 天才, 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 或者, 至少能给我们有更多的好处, 就万万不要动!……
那么, 他是保守派么? 据说: 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独他有公平, 正当, 稳健, 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哩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
什么时候研究好呢? 答曰: 没有准儿。
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 在成人看来, 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 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 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 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 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 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 假如这么办, 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
古来就这样, 所谓读书人, 对于后起者却反而专用彰明较著的、或改头换面的禁锢。近来自然客气些, 有谁出来, 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 且住, 请坐。接着是谈道理了:调查,研究, 推敲, 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 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 不可向东, 或西, 或南, 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 或南, 或北。我终于发现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 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坐着而等待平安, 等待前进, 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虑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却终于不至；不生育, 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 那自然也很可喜的, 但可虑的是终于什么也没有。
倘以为与其所得的不是出类拔萃的婴儿, 不如断种, 那就无话可说。但如果我们永远要听见人类的足音, 则我以为流产究竟比不生产还有望, 因为这已经明明白白地证明着能够生产的了。
十二月二十日。
最先与最后
《韩非子》说赛马的妙法,在于“不为最先,不耻最后”。这虽是从我们这样外行的人看起来, 也觉得很有理。因为假若一开首便拚命奔驰, 则马力易竭。但那第一句是只适用于赛马的, 不幸中国人却奉为人的处世金鍼了。
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 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 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 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 因而受害的, 公论家便异口同声, 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
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这种竞争, 本来不像两敌国的开战, 挟有仇隙的, 然而也会因了竞争而骂, 或者竞打起来。但这些事又作别论。竞走的时候, 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 其余的便松懈了, 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数的勇气, 中途挤入看客的群集中; 或者佯为跌倒, 使红十字队用担架将他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 却尽跑, 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罢。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 少有韧性的反抗, 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 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见胜兆则纷纷聚集, 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 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 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 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 我每看运动会是,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 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 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 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文章来源：当代作家公众号 ：鲁迅：流产与断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