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社会的道教与佛教

作为古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信仰的基本状况、一般性质等自然值得我们的深入探究，因为每个社会里的宗教都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大众观念、法律、日常生活等领域有着密切、复杂的相互联系。为了更好地认识古代中国里的宗教信仰，在本文里，我们想对其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即唐代，做一番比较系统的考察，通过这一探究，我想我们能从诸多方面拓宽、加深对于唐代宗教和古代中国宗教的总体认知。

（一）通论古代中国宗教的总体状况和一般特征

总之，通过道教与西方宗教的对比，我们可以体会到道教的一些基本特征，对此，马克斯·韦伯曾总结道：“商人亲道教，正如上面所说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他们的财富的专门神，亦即商人阶级的职业神，是一位由道教一方培植起来的神。......同伊琉欣努秘仪一样，道教的重点也在于对今世和来世的健康、财富和幸福生活的希望。”我想这番话也比较符合我们中国人对于道教的认识，而这些基本特征也普遍存在于古代中国的各个宗教里，如儒教、佛教等。

（二）略论唐代的社会结构与性质

（三）唐代社会的道教

如所周知，唐代时期的道教发展是多方面的，内容也很复杂；在此，为了更好地认识唐代的道教思想，我们想先列举唐代时期的几位杰出的道教思想家。

1成玄英。他活动于初唐时期，精通儒家经典，重视文字训诂学；成氏对老庄之学颇有研究，致力于道教经典的注疏、整理，其主要学术贡献是提出了“重玄”思想，使得重玄之道成为初唐时期道教哲学思想的一大主流，也使道教哲理和道教修炼思想更加升华、完善。例如，在《老子义疏》中，他写道：“此教是三教之冠冕，众经之领袖，大无不包，细无不入，穷理尽性，不可思议，所以题称‘道德’。道是虚无之理境，德是志忘之妙智；境能发智，智能克境，境智相会，故称道德。”在此，我们可以看出成氏对于道家思想的推崇，这番话里也包含了其对于《老子》思想的精深理解。在解释“同谓之玄”时，成氏说：“玄者深远之义，亦是不滞之名。有无二心，彻妙两观，源乎一道，同出异名，异名一道，谓之深远。深远之玄，理归无滞，既不滞有，亦不滞无，二俱不滞，故谓之玄。”[8]这段话明确地表达了“重玄”的基本思想，比之《老子》原著，成氏的注疏加入了很多新的思想成分，也更加抽象，属于更为纯粹的哲学思辨，而重玄学派也上承先秦两汉思想、魏晋玄学，后启宋明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四）唐代社会的佛教

如所周知，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自东汉末年起逐渐兴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取得了广泛影响，而在初唐时期，佛教仍然兴盛，并在中唐时期达到高峰，然而，自中唐以后，佛教开始逐渐衰落，宋代以后趋向消亡。即唐代是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佛教在唐代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广泛的影响力，是唐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唐代佛教的繁荣，我们可以从大量的佛经翻译中获得一初步印象，如所周知，自东汉至唐宋时期，佛教翻译颇为盛行，而唐代也出现了玄奘等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因此，也出现了很多佛教经录对于佛经翻译进行整理，如唐代智升所著的《开元释教录》，这部二十卷的著作对一千零七十六部佛经翻译进行了仔细整理，如陈垣所说：“开元录之前，已有诸家目录及僧传，此书集诸家之成，而补其阙漏，订其讹误。有旧录以为失译而并未失译者，有旧录未详时代而今已知其时代者，有旧录译人误而今特正之者，可称后来居上。”[16]简言之，通过这些佛教经录，我们可以对唐代佛教翻译的景况有所体会。

大体说来，唐代佛教的内容是非常广阔、复杂的，为了更好地认识唐代佛教的一些基本主张、宗派特色等，下面，我们阐述一下几位唐代有代表性的高僧。

1玄奘。由于《西游记》的存在，玄奘在中国是广为人知的，他历经十七年西行取经的故事也家喻户晓；他依据自己的广博见闻著成了《大唐西域记》一书，回国后，主持翻译经书19年，共计1335卷；同时，也是佛教唯识宗（法相宗）的创始人。对此，唐太宗曾赞誉道：“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幼怀贞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行。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是以翘心净土，往游西域，乘危远迈，杖策孤征。”“圣教缺而复全；苍生罪而还福。”[18]李世民的这段话对于玄奘的贡献做了中肯的评价，由此我们也可体会到玄奘在中国佛教史中的崇高地位。

2慧能。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是中国佛教三大宗派之一（另两派为净土和华严宗），作为禅宗一派的创始人，慧能对于佛教和中国社会自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由于原始佛教经文繁琐、经义晦涩，因而，限制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而慧能则通过创立禅宗使得佛教化繁为简，并且将其与道教等融合，创立了符合中国民族传统的学派，对佛教中国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禅宗的“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等基本教义是人所共知的，为了更好地体会禅宗的思想主张，我们先引用慧能的一段话：“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19]慧能的这些话的基本要义是不难明白的，它们也显示了禅宗思想的特色。

在上文中，我们简要地讨论了唐代佛教的一些代表性高僧、佛门义理和宗派特征等，那么，佛教对唐代社会有哪些影响呢？为了回答这个复杂的基本问题，同上文关于道教的讨论一样，我们可以将这些影响区分为两个层面：

（1）对知识阶层的影响。由于佛教在唐代是鼎盛时期，因而，佛教对唐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广的影响，我们想举几位著名的诗人作为例子。首次，对于王维来说，他对佛教的喜爱是人所共知的，例如，他有诗句曰：“晚知清净理，日与人群疏。将候远山僧，先期扫弊庐。果从云峰里，顾我蓬蒿居。藉草饭松屑，焚香看道书。”[20]这首诗描写了诗人和山僧的交往，里面充满了禅意。其次，对于韦应物来说，他生于中唐时期，在其一生中，对于佛教思想也甚为亲近，例如，他曾赋诗曰：“眼暗文字废，身闲道心精。即与人群远，岂谓是非婴。”[21]这句诗里透露出诗人在深入钻研佛理，并且从中得到了慰藉。他还说：“唯闻山鸟啼，爱此林下宿。”[22]这句诗也是典型的佛教诗歌，体现了诗人追求空无的佛教境界。总之，由于个人性情、仕途经历、社会风气等多重原因，韦应物也受到了佛教思想的深厚浸润。[23]第三，对于柳宗元来说，他也受到了佛教的很大影响，例如，他曾说：“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24]这些诗句都体现了诗人对于“空、色与有、无”等佛教问题的思索。总之，由于唐代是佛教繁荣的时期，因而，佛教对于唐代知识阶层的渗透是深刻而广泛的。

同时，我们还需注意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在唐代时期的各个佛教宗派中，虽然在唐代早期，唯识宗、华严宗、天台宗等派别关于佛教义理有过复杂、繁琐的讨论，但是，在唐朝后期，这些繁琐的关于佛教义理的讨论渐趋消失，而禅宗的影响则越来越大，如葛兆光所说：“在八世纪中叶，禅师渐渐超越法师说律师，禅法也渐渐成了一种兼容了理论与实践的庞大体系。”“它（禅宗）把日常生活世界当做宗教的终极境界，把人所具有的性情当做宗教追求的佛性，把平常的心情当作神圣的心境，于是，终于完成了从印度佛教到中国禅宗的转化，也使本来充满宗教性的佛教渐渐卸却了它作为精神生活的规训与督导的责任，变成了一种审美的生活情趣、语言智慧和优雅态度的提倡者。”[25]简言之，对于唐代诗人来说，法华宗、法相宗、华严宗、法性宗等佛教宗派的影响是有限的，而禅宗的影响则大得多，对于后世的宋元、明清等朝代来说，情况恐怕也是如此，这是我们在讨论佛教对知识阶层的影响时需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2）对民间社会的影响。

总结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体会到，佛教对于唐代的知识阶层和民间社会都有着多方面的深广影响，而佛教也自然地构成了唐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道教、佛教与儒家、法家等思想派别间的相互关系

作为古代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道教、佛教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儒家、法家等思想派别存在着广泛的相互作用，它们相互抵制、攻击同时又相互促进、调和，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宗教信仰的广阔领域。下面，我们分析一下道教、佛教与儒家、法家这两个思想派别间的复杂关系。

1道教、佛教与儒家的关系。作为古代中国思想的主体部分，自先秦起，儒家与道教、佛教之间即存在着多方面的互动。首先，儒家和道教、佛教之间有相互共存、相互交融的一面，即很多时候这三个思想派别往往同时存在于很多中国人的思想世界里；对此，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例如，在上文里，我们提到了刘禹锡对于道教思想的热衷，但是，刘禹锡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儒家士大夫，例如，他有诗曰：“凤衔新诏降恩华，又见旌旗出浑家。故吏来辞辛属国，精兵愿逐李轻车。”[27]这些诗句反映得自然是建功立业的儒家思想；同时，刘禹锡对于佛教也颇为欣赏，例如，他曾说：“世间忧喜虽无定，释氏消磨尽有因。”[28]这句话可以体现出他和佛教间的深厚渊源。总之，在刘禹锡的思想体系里，儒家、道教、佛教这三个流派是并存的，它们可以相互补充、相互生发，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生活境遇中可以发挥自己的特有作用。比较显然的是，这一基本情况不仅存在于刘禹锡个人身上，在唐代众多诗人身上其实是普遍存在的，例如，李白对于儒家和道家都甚为欣赏，杜牧可以算作一个儒家诗人，但他对道教也有精深研究，而白居易则对儒家、道教、佛教三者都相当崇奉。总之，在唐代学者的精神世界里，儒家、道教、佛教三者常常呈现出同时存在的混合状态，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对于他们的人生理念、艺术修养、价值判断等都有着深厚而强烈的影响。显然，这一基本事实不仅适用于唐代，对于古代中国的各代中国知识阶层来说都是很适用的，即儒家、道家与佛教常常并无矛盾地同时存在于很多学者的头脑中。

2法家的影响。在很多学者看来，儒家、道家与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三大系统，他们也提出了“儒道互补”等主张，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些问题的总体判断，因为法家对于中国社会、中国民间思想等的影响也是很深巨的，即中国社会和文化还有“儒表法里”的一面。法家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可以区分为两个基本层面；首先，法家对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有着巨大的影响；人们常常认为古代中国的政治建制主要受儒家的影响，其实，“百代都行秦政制”，法家政策、思维等对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也有着直接、全面的影响。总的说来，一些基本的古代政治制度，如内外朝的循环（隋唐时的尚书省、宋代的同平章事、元代的中书省等）、中央巡视员与地方诸侯的循环（汉代的州刺史、唐代的道按察使、清代的巡抚、总督等）、地方分权与地方集权的循环（如汉唐时的州牧、元代的行省、明代的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等）皆源于法家以私制私、设事防事、乱极立法、用人而疑的政策思维，而不是重视道德修养、主张以德治国的儒家思维；再如，一直沿用至今的官员“回避制”这一制度也是典型的法家政策。[31]总之，法家在塑造古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其次，法家对于中国民间思想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我们所熟知，先秦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他提出了“性恶论”的主张，并且基于此建构了一整套法家的理论体系；例如，他曾说：“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慢处上，此世所以有劫君杀主也。”[32]“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33]韩非的这些看法自然都是“性恶论”的主张，而这些观念对于古代政治制度、政府官员的行为模式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西方的社会、文化传统中，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学者持有的也是“性恶论”，他们的主张与韩非确有很多相近之处）。对于民间思想来说，我们可以感受到韩非、申不害等人的法家理念的渗透，如明代时期成书的《增广贤文》写道：“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34]这些说法我想我们的很多中国老百姓都是熟悉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有时也会听到一些说法：“讲良心的人不多”，“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等，表达的内在精神也是类似的。总之，法家对于中国民间思想的显著影响是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同时，我们还需注意到，在汉唐时期，由于社会整体比较富庶优渥，这些法家思想的影响还不是很大，而到了生活状况降低的宋元时代，特别是生存压力陡增的明清时期，法家对于中国民间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大体可以认为，从汉唐到宋元再到明清，在这三个基本阶段里，中国的社会风气在愈益恶化，社会“土气”化在不断加深，道德状况也在不断下降。总之，在我们考虑古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时，法家与儒家、道教、佛教之间的基本关系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维度。

六）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关系

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自唐代起，儒教、道教、佛教开始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发生了复杂的相互作用，下面，我们简单地阐释一下外来宗教与中国社会、文化间的关系。

首先，关于基督教，它于唐代时开始首次传入我国；具体地说，唐贞观九年（635），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到达长安，带来了基督教的一个早期形式，即景教，并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但其后由于唐武宗废佛的政策，在会昌五年（845）受到波及而中断。关于唐代基督教传播状况的最重要史料记载，自然是有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它是世界考古史上最为著名的“四大石碑”之一，于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在西安出土），此碑对基督教在唐代时的传播过程做了详细的记录，下面，我们引用其中的一段话：“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资而福祚开，大庆临而皇业建。代宗文武皇帝，恢张圣运，从事无为，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且干以美利故能广生，圣以体元故能亭毒。”[35]这段记载对于景教在唐肃宗、武宗时的传播情况和景教与当时政府间的关系做了一定的阐述。在其后的历史中，继在唐代社会的传播中断以后，在元代，基督教开始了在中国的第二次传播，即也里可温教，但随着元代的灭亡，其传播再次中断，在这次传播过程中，可以看出也里可温教在汉人中并不盛行。总之，从基督教在中国的数次传播情况中可以看出，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之间有些水土不服，它很难进入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主流，这一现象自然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国社会内生的儒教、道教、佛教等才真正适合中国人的民族特点，才是中国人的主流信仰。

总的说来，过往的历史大体表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很难在中国社会产生比较全面的影响，但是，不同民族间的社会生活、文化、经济、贸易、科技等各领域的活跃交往对每个民族来说都是有益、必要的，唐代、宋代、明代等时期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对于宗教来说，中国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的相互交流、碰撞对双方来说也都是富于价值的。在各民族的科技、社会、文化、贸易等交流日益活跃的21世纪，伴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的不断拓展和深化，我们中国人与西方、中东、东欧、印度等地区的人士的各方面交流在日趋广泛、多样，而宗教信仰自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对此，我们自然需要保持开放、包容的整体心态。总之，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我们与其他地区、民族的人士的多领域、深层次交往使得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相互交流在变得愈益频繁、深入、多样，这对于21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有着积极而巨大的意义，也将构成21世纪中国社会面貌的一个基本维度。

（七）唐代社会的道教与佛教在现代中国的延伸

作为本文的适当结束，我们也想讨论一下唐代社会的道教与佛教的现代意义。结合多方面的事实，我们可以认为，唐代社会的道教和佛教对于现代中国社会来说仍有着直接、间接等多种层面的意义，扩而言之，古代中国的道教、佛教等宗教对于现代中国社会来说也有着广泛的基本价值，只是它们将会经过一些改造、转化等而以现代事物的面目出现。

2024年8月7日

[1]《中国哲学简史》，第2章，“中国哲学的精神”（1），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4]《儒教与道教》，第7章，“道教的伦理”一节，页255，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

[9]《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10]《坐忘论》，第四章“简事”。

[11]

[12]《感遇诗》其二十九。

[13]《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