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九，对我如果说有点意义，也是家人及习俗赋予的。
我的生日，因为处在欢乐的年的余脉，而从未被人遗忘过。即便是在贫穷的日子里，走亲戚剩下的馍与舍不得几顿便吃光的肉渣渣，还是能给我对付一顿象样些的食物的。那一天，被家人哄着说，是我长尾巴的关健节点，全家人要好好护着，并强化养份。
我自己呢，也要乖乖的，听话，不准惹大人生气，否则会打断尾巴的。
我不知我后来的低调，与结着尾巴生存之态度，是否与童年时的惧怕被打断有关？总之我潜意识深处，很少翘过尾巴。
尤其是我在八十年代初，第一次登上北岳恒山之巅，以及在北京三环人行天桥上集中检阅过海量的车流与人群后。我更有意识地弱化着自己，我与我曾经同情过的，尚且能慵懒地行走的那只蚂蚁差不多，在生命的长路上，寻食觅情，狂欢寂寥。
中午与挚友吃了顿唯一缺酒的饭，却远比有酒欢畅自在的多。
晚上，儿孙非要给搞个吹蜡烛仪式，我虽不愿，却不敢抵抗。因为
有了孙子，便意味着当孙子的日子的开始。这个自觉，还是应该有的，这种宿命，更是应欣然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