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曾说：“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确切地说就是人性的本质是什么？向来是中国哲学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诚然，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这一问题，历来争论不休，虽然人们的观点早已超出了善与恶非此即彼的单一选择，但至今仍莫衷一是。然而这一问题的探讨，实际上是关系到人类社会能否健康发展的现实问题。

我们熟知的《三字经》开篇就写到 “人之初，性本善”，因此很多人就觉得中国人认为人之性是善的，而西方的则认为人性本恶。其实这种认知是不全面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性善论，性恶论以及性无善无不善之说了；而西方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皆认为人性本善。那么人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呢？在先秦时期儒家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中，孟子和荀子就有对人性的本质作了解释，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则认为人性是恶的，两者论述乃是大相径庭。不过在我看来，这两者对人性论的说法之间是相互区别而又有相通之处。总体上说，这两种说法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对性的定义和道德修养方面的不同。

首先，何为“性善论”？性善论是由孟子提出的，但是针对孟子所说的性善，通过细致阅读和体会《孟子》就会发现孟子关于人性善的理解并不能如此简单而概括的。那么孟子是如何阐释“性善论”的呢？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说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在《孟子·告子上》中他认为“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但是孟子对“性”的定义是：不是人生来具有的所有本能都是性，人之性是异于禽兽的特殊本质。因此，譬如口、目、耳、鼻和四肢等感官功能称之为人的天性，“有命焉，君子不谓性”；惟有如“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植根于人心的“四端”方能成为性，性是具备德之属性的。在道德修养方面上，孟子说: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 思则得之, 不思则不得之。此天之所以我者。”孟子认为人性善，其恶产生的根源是被利欲蒙蔽了本心。因此，人生的首要任务就是涵养道德，修养生性以“求其放心”。另外，孟子强调“养气”，通过“扩充”诉诸于“良心”和“内省”，然后将自身固有的“善端”找回来的过程。因而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孟子所说的人性善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善的，而是通过这些道德修养方法使人向善端靠拢。

荀子的“性恶论”则与“性善论”不同。在《荀子·性恶》中 “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也”，荀子认为声色物欲等生理需求是人的本性，人性生来是好利多欲的，道德善性是后天培养的。在《荀子·性恶》中“孟子：“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这里就说到善是后天的。在道德修养层面上，荀子认为“性”生来就是恶的，如果顺其发展泛滥就会产生争夺、残贼、淫乱和暴虐等行为。辞让、忠信、礼义等道德行为和伦理尺度则是后天人为的，所以只能通过后天的教化使人性向善。他提出的“化性起伪”就是通过用礼义法度去改造人的本性，使人向善。

上述的区别中，我们可以发现“性善论”和“性恶论”有一个共通点，即是通过后天的教育以达到完善人性这一目的。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这里就说明了后天的学、问世可以找回迷失的善性的。荀子劝学篇中也提到“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他强调“学”而不断内省以修善。因而可以说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所走的道路虽不同，但却是殊途同归的。

如果追溯到儒家人性论的开端，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也”则开启了中国儒家人性论的研究。在《论语》中，孔子并没有说明人性到底是本善还是本恶的。孔子没有明确的人性主张，孔子只说“性相近”，并认为是由于习惯而相远，对人性并不做出具体的阐述。另外，在《论语·公治长》说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里提到的性即是讲人的本心。因此孔子虽然没有明确地说人性的善恶，但是他认为可以通过教化来使人向善的。

不过，从孔子的另外一些言论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孔子的观点。例如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富贵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由此可见，孔子是承认人生来就有欲望的。好逸恶劳，嫌贫爱富，贪权好色，趋利避害等品性都是人的天性，因而“性相近也。”从这里便能看出孔子认为人性是人的一种生而来的本能，其实没有所谓的善恶之分。不过他强调的克己复礼，以礼法来约束人性自身的一些不好行为，以后天教育的方式来教化人们，我觉得这其实是偏向于人性恶这一说法的。教化是通过教导而感染他人内心的恶，使人产生向善的行为，成为一个向善之人。

于我而言，我更倾向于人性恶这一说法。我们知道历史上是有不少吃人这一残酷现象的。为了补充军粮，一些凶暴的将帅就掳掠民众为食物。譬如在十六国时，前秦苻坚领兵征战，将杀死的敌兵叫做“熟食”，于是部下就甘愿效力，英勇作战。在唐末时，秦宗权常派遣部将四处屠杀百姓，将杀死的人用盐腌起来作为军粮。在明清时官兵吃人的现象也是屡见记载的。难道这不是人性本恶的一种体现吗？或许有人觉得这些例子都过于极端，认为这是由于在那种饥荒的情况下迫不得已，但是这的确就是人性本恶的暴露。何以在新中国时期闹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却没有出现吃人的这一现象？这是因为人们的文明程度在不断地提升，接受过后天教育的人就和原始的野蛮人区分开来了。

我们在《金瓶梅》这本书里是能够看到人的“酒、色、才、气”这四大贪欲，集中构成了作品中人性的弱点。正是人性中本来就存在“恶”这一不安分的因素，因而当一个人在现实中碰到涉及到自身的名利和自尊等时，即便是很细小的一件事也是能够使人性中的恶暴露出来的，做出一些让常人无法理解的罪恶行为。人性都是自私的，有着无限的欲望，如果任由这些欲望膨胀的话就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譬如贪污腐败问题层出不穷。有些高官一开始还能为民服务，后来反而成为了被人民服务的对象，成为危害社会的蠹虫。难道说那些官员就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非也。他们能够当上高官就说明他们本来是有能力担任这个职务的，不过后来在环境渲染下，加之恶的本性使然，他们就很容易走上歧途。难道说这不是人性恶的表现吗？

争论人性是善是恶这一问题，其实都是为了更好地使社会发展。法律固然可以抑制恶性，但这只是亡羊补牢的挽救措施，更为重要的是教化人们通过后天的学习和教育，笃信行善论，以唤醒人心向善，努力行善。不管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法家治国还是儒家治国，都是为了引导人民向善有序，国泰民安。最理想的治国方式是以儒家为主，以法家为辅，这样社会才能更加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