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荀辩性 善恶源头论
话说邹衍“谈天”三日，言“大九州”之广、“五德终始”之玄，虽令稷下学子大开眼界，然热潮退去，终究觉其缥缈。儒家亚圣孟轲与后学荀况，虽同宗儒门，却皆以为“道不同，不相为谋”。二人私下议论，皆感邹子之言虽奇，然空谈天道，于人间治乱、君臣伦理实无大补。当务之急，仍在明“人道”，正“人心”。
于是，荀况修书一封，直呈孟轲：“先生倡‘性善’，以为人皆有‘恻隐之心’；晚生主‘性恶’，以为人皆有‘好利之心’。今百家云集，是非淆乱，愿与先生于‘明德堂’设擂，一决儒门公案，以正天下视听。”
孟轲览书，抚须大笑：“善！吾道虽一以贯之，然后生可畏。况此子乃赵国俊杰，辩之可明吾道，亦可警醒世人。”遂欣然应允。
消息传出，临淄城为之震动。齐宣王特旨，停课三日，令全城学子皆往“明德堂”观礼。明德堂乃稷下学宫核心讲坛，平日只容百人，今特辟广场，搭起高台，四周旌旗招展，观者如堵，水泄不通。
是日，天朗气清。孟轲着深衣，戴儒冠，须发皆白，神态慈祥而庄重；荀况则着玄端，束玉带，目光如电，气宇轩昂。二人分宾主落座，淳于髡自任司仪。
淳于髡高声道：“今日辩题，乃‘人性本源’。孟夫子主张‘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荀夫子主张‘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请二位先生开辩！”
孟轲率先起身，拱手道：“诸位，老朽以为，人性本善，如水之自然向下流一样。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四端者，犹人之有四肢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此言一出，台下儒家学子纷纷喝彩，以为道尽人伦之本。
荀况却微微一笑，起身反驳道：“孟夫子此言差矣！若人性果真本善，那世间之恶，从何而来？晚生以为，人之性，乃‘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耳目之欲，好声色焉’。顺着人的本性发展，必然导致争夺、残杀，而礼义荡然无存。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皆‘生而有之’者也。若顺之，则争夺生而辞让亡，故曰：‘人之性恶，明矣！’”
台下哗然。荀况此语，直指人心之阴暗，令人震惊。
孟轲眉头微皱，道：“荀子，汝只见人之形骸，未见人之灵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有‘四端’。虽有恶行，乃因物欲蔽其明德，非本性之罪也。犹杞柳（一种树）以为杯棬（杯盘），顺其性也；若以人性为仁义，是犹以杞柳为杯棬，岂能谓之‘戕贼’杞柳？”
荀况毫不退让，高声道：“孟夫子谬矣！若以人性为善，而强加礼义，则是‘杞柳为杯棬’，实乃‘戕贼’人性！晚生以为，‘善’非天性，乃‘人为’。‘伪’者，人为也。凡礼义者，非天降地出，乃圣人‘矫饰’人之情性而为之者也。犹如工匠削木为轮，必加斧斤之功；陶工抟土为器，必加模范之型。人之性恶，必待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这一番“化性起伪”的理论，逻辑严密，气势逼人。荀况指出：正因为人性本恶，所以才需要教育（师法）、法律（刑罚）和道德规范（礼义）来约束和改造。这正是他“隆礼重法”政治主张的哲学基础。
孟轲听罢，长叹一声：“荀子，汝将礼义视为外在之枷锁，老朽则视其为内在之良知。老朽以为，养浩然之气，存夜气之清，便可复其本心。若如汝言，人人皆需严刑峻法而后治，则天下之人，岂非皆是罪人？”
荀况正色道：“孟夫子寄望于君王之‘不忍人之心’，然人心难测，易变多伪。晚生宁信制度之‘不可使人作恶’，不信圣贤之‘不忍人之政’。古之圣王，如禹，正是见天下之乱，知人性之恶，故制礼作乐，以矫其弊。此乃务实之治，非空想之仁！”
二人你来我往，辩至酣处，孟轲言辞恳切，动之以情，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荀况则逻辑森严，晓之以理，谓“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之”。一主“向内求索”，一主“向外规范”，两种截然不同的救世路径，在明德堂上碰撞出耀眼的火花。
辩论直至日暮，二人皆口干舌燥，然仍未分胜负。淳于髡见天色已晚，遂鸣金收场。
齐宣王起身，感叹道：“孟子之言，如春风化雨，令人向往；荀子之言，如秋霜肃杀，令人警醒。二位皆儒门巨擘，虽观点相左，然皆为济世安民。今日之辩，非胜负之争，乃大道之彰！”
观礼的学子们更是受益匪浅。有人倾向孟子的温情与理想，觉得人生当追求至善；有人折服于荀子的冷静与现实，觉得治国当立足于防范与教化。这场“性善”与“性恶”的旷世之辩，不仅厘清了儒家内部的两条路径，更深远地影响了后世中国两千年的政治哲学——是“德治”还是“法治”，是“教化”还是“刑罚”，其源头皆在于此。
孟荀之辩落幕，然稷下学宫的灯火，却因此更加明亮。思想的交锋，让这片土地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欲知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将如何被法家学者韩非（假托其名，或当时其他法家）利用，进而引发一场关于“天命”与“人事”的新论战，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