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时初中学到《我的叔叔于勒》时，就想写写我的二叔。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提笔。头几天在《分水岭》里，看到一篇写二叔的文章，二叔，这个称呼再次触动我的神经，于是，拿纸提笔。

    我二叔不是商人，也不是村干部，因为他口齿不清，脑子也有问题。奶奶说，二叔原来可聪明了，懂事成绩也好，他放学回来就帮家里做事。就是那个夏天，热的地都冒烟，二叔帮队里放毛驴，毛驴突然发狂跑了，二叔拼命追赶，直到太阳落山，二叔才赶着驴回来。第二天早上，二叔就不会说话了。奶奶带着二叔去公社医院，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在那个年代，一没钱二没条件，奶奶只好带着二叔回来。乡下年龄大的人都说，二叔撞上不吉利的东西了。那年，二叔十一二岁。

    从此，二叔只能在家里呆着。农忙季节帮家里干干活，那时二叔的听力还可以，只是说话含糊不清，更多的时候，都是自言自语。结婚的事，自然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爸在家排行老大。爸爸结婚后，家里新添了我们姊妹四人。那时候，大人们都忙着挣工分，也顾不上小孩。我们四个一有空就缠着二叔，爬他背上，去他屋里乱找乱扒。二叔不烦不气，反而拿出不知从哪捡的粉笔头，让我们围成一圈，在地上教我们一笔一划写字。写了几个字之后，又把粉笔包好藏起来。有时，二叔干活回来，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老谷眼（龙葵），马黄（马泡瓜），野草莓（蛇莓），天宝子（花姑娘）等等，惹的我们跟前跟后。

      二叔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把收集起来的麦秆，用水浸泡、压扁，然后用撮好的麻绳，一圈圈缝起来，只一会功夫，一顶草帽就戴在头上。我还看过二叔编草鞋，用粗麻绳，只是不记得他是如何编的，只记得每年夏天，他都戴着自己编的帽子，穿着自己做的草鞋，一年又一年。

    渐渐的我们都长大，上了学。家里人口多，干活的少。每到农忙季节，二叔干完自己家的活，就帮我家忙，而从不在我家吃一顿饭。

    日子似流水，转眼我们都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家，跟二叔见面的日子也不多。只知道二叔，和年迈的爷爷奶奶住一起。

    记得有一次，我去看望奶奶，二叔已认不出我。他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小屋里，自言自语。奶奶担忧地说，我死了以后，他该怎么办？

      如今，爷爷奶奶和我的爸爸妈妈，相距离开我们有几个年头了。二叔还住在老屋里，由于年代已久，俩个叔叔帮重新翻盖了一下。二叔已有七十多岁，他的一日三餐，都是叔叔和我的哥弟分摊。每到我家送饭，我嫂子她们知道二叔牙不好，就烧鸡蛋面条，做适合他口味的饭菜。

    邻居们都说二叔好福气。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二叔的眼睛看不清了，腿脚也不利索。无论哪个孩子给他送吃的，他都认不出来。奇怪的是，只要他一有好吃的，就会摸到我家（我哥弟的家，离二叔家三百米左右，关键是改建后，隔了几个巷子），把吃的送到孩子们手里。

    有时，是几毛几块钱，他会一再叮嘱，拿好，放好，之后，便是些听不懂的话语。

    每每听嫂子她们说起，我内心如打翻的五味瓶。

    也许二叔的世界还停留在过去，他的几毛几元能买很多东西。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脱离了社会，但是他却能清晰的记得，有几个小孩，那几个小孩，天天围着他，要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