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郑振铎，1898年生于温州，1958年的一次空难逝世，为了文学、古籍与文化，守护了六十年。
幼时家境清贫，母亲靠着针线活，供我读书。1918年，我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恰逢五四运动的浪潮席来。巴黎和会的屈辱让我热血翻涌，在这所学校，我加入李大钊先生主办的社会主义研究会，还和瞿秋白等人一起创办《人道》月刊，用笔墨划破旧时代的沉闷，播撒新思想的火种。
1921年初，我与茅盾、叶圣陶诸君携手，在北京成立文学研究会，自此踏上了长达十年的编辑之路。《文学旬刊》《小说月报》《儿童世界》……一本本刊物在我们手中诞生，更让我欣喜的是，在这里我遇见了许多文坛的后起之秀。记得1922年，一个署名“佩竿”的十八岁青年寄来诗文，那便是后来的巴金。我不仅刊发了他的作品，还写了一封信鼓励他，没想到这份微薄的支持，竟成了他文学之路的开端。
我翻译过泰戈尔的《飞鸟集》，更将都德的《最后一课》译作介绍到中国，那篇文字对故土的赤诚与坚守，不知打动了多少中国人。
我这一生笔耕不辍，写下的书册林林总总，有取材温州故土人事的小说《家庭的故事》，有记录文化见闻的《欧行日记》，有梳理文学史脉络的《中国俗文学史》，也有收录散文佳作的《山中杂记》，皆是我对生活与文化的所思所感。
在古籍整理与丛书编纂上，我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主持编纂《中国版画史图录》，系统梳理历代版画艺术的发展脉络；组织校勘《古本戏曲丛刊》，抢救性整理宋元以来的珍稀戏曲文献；编纂《中国古代版画丛刊》，让那些散佚的民间刻本、画谱重见天日。
我对儿童文学也有着一份特殊的执念，总觉得孩子的心灵需要好文字来滋养。主编《儿童世界》时，我亲自撰文、翻译，把世界各地的童话、寓言带进中国孩子的书桌，还写下《兔子的故事》《竹公主》等童趣盎然的作品，盼着孩子们能在文字里看见真、善、美。
1927年，“四一二”的血雨腥风袭来，我被迫远走欧洲。在远赴法国的轮船上，我攥着一张纸，写下四个心愿：潜心研究文学、提笔创作小说、遍访异国图书馆翻阅中国罕见古籍、游览名胜陶冶心性。
船行海上，忽见海燕穿云破雾，那“乌黑的一身羽毛，光滑漂亮，加上一双剪刀似的尾巴，一对劲俊轻快的翅膀”，瞬间勾起我对故乡春光的思念——二三月，“风轻微微地吹拂着，如毛的细雨由天上洒落着，千条万条的柔柳，齐舒了它们的黄绿的眼”，故乡的小燕子“斜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之上”。这份乡愁轻烟萦绕，化作了散文《海燕》。
我还曾写过《猫》，“想到它的无抵抗的抵抗，我自己的良心便受到了谴责”，道尽了我对生命的愧疚、敬畏与悲悯。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的藏书楼在炮火中化为焦土，无数珍贵古籍流落街头。我看着那些承载着民族文脉的典籍，心如刀绞。1939年，我与张元济、张寿镛等先生成立文献保护同志会，抢救古籍。两年光阴，我们硬是收回了18000余部、20多万册珍贵书籍，这些书，后来几乎成了国家图书馆的基石。
我这一生，不仅守着古籍，也惦着公共文化事业。在世界文化名人纪念大会上作过报告；主持过徐悲鸿纪念馆的开馆仪式；在萧伯纳诞辰百年、易卜生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发过言……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我有幸成为创始人之一。这个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组织，始终向着和平、民主与文化建设的方向奔走，这也是我一生的追求。
我从未忘记故乡温州。1917年，我曾游雁荡山，写下新诗；后来写《家庭的故事》，书中的人与事，都带着温州的烟火气。我和词学大师夏承焘是小学同学，儿时的情谊，绵延了一生。
1949年后，我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又出任文物局局长。上任之初，我便定下一条铁规：文物工作人员不得收藏文物。我自己先做到，也要求身边人做到。1955年，我当选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这是国家对我在文学、考古与文献研究上的认可。
1958年，一场空难夺走了我的生命。家人遵从我的遗愿，将我毕生收藏的94441册图书，悉数捐给了国家图书馆。
我这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守着文学的火种，护着古籍的魂，盼着家国的文化，代代相传；那些藏在教材里的文字，让孩子们读懂春光与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