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潘素年轻时的照片，一袭黑色旗袍，长身玉立，冰光雪艳，像是从白先勇笔下走出的人物。

时隔半个多世纪后，香港的董桥见了这张照片还是大为惊艳，直呼为“永远的潘慧素”，在他的眼里，照片中人长长的黑旗袍和长长的耳坠子衬出温柔的民国风韵，几乎听得到她细声说着带点吴音的北京话。

其实就这张照片来看，潘素一张俏脸上并无半分笑意，与其说温柔，倒不如说是冷艳，犹如她身旁的那株寒梅，悄然盛放于冰天雪地之中，有暗香浮动。潘素的气质本就不同于一般的民国女子，张伯驹的老友说她“身上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

她幼时家道中落，受过贫寒，日后却能散尽千金，并不以金钱为念，她身上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也有杀伐决断的一面。就像她擅长使用的琵琶，婉转时如间关莺语花底滑，铿锵时若铁骑突出刀枪鸣，琵琶从来都是一件有杀气的乐器，只是多数时候敛于玲珑温柔的外表之下而已。

潘素的琵琶是母亲找人教她的。她祖上虽是前清状元，至父亲时已经没落，母亲还是聘请名师教她音乐绘画。潘素13岁时，珍爱她的母亲去世了，父亲娶了个继母，两年后，继母将她卖入青楼，理由居然是她弹得一手好琵琶。在上海天香阁迎帜接客的时候，她叫潘妃。那时的上等妓女走的都是风雅路线，潘妃虽擅琵琶，也能画几笔，可文化水平不高，当时在上海滩跑红走的是另类路线。她谈吐不俗，善于周旋，来往的大多是上海的白相流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黑社会。黑社会们喜欢文身，受此影响，潘妃的手臂上也刺有一朵花。这样的女子，搁在万紫千红中，完全就是一朵野玫瑰。

张伯驹到上海“走花界”时，一眼就相中了这朵野玫瑰，提笔写了副对联送给她：“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那时候的文人墨客好像都爱卖弄藏头的技巧，这副对联就把潘妃的名字嵌了进去，还一口气用了好几个典故，把潘妃比作绝代佳人王昭君。

李碧华写《胭脂扣》时也如法炮制，让十二少送了副对联给如花，上书“如梦如幻月，若即若离花”。这一招看来很有效，自古佳人爱才子，潘妃当时原已和一个叫臧卓的国民党中将谈婚论嫁，却对张伯驹一见倾心。用孙东的话来说，是“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臧卓一气之下，把她软禁在一品香酒店里。张伯驹急切下向老友孙东求助，在孙的帮助下，他们坐车来到一品香，买通了守在外面的卫兵，接出了潘妃。这个时候的潘妃，眼睛已经哭得像桃子一样了。

“救风尘”的这一年，张伯驹37岁，潘妃20岁，从那以后，不管命运如何变幻，她都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张伯驹在潘素的家乡迎娶了这位苏州美女，两人一同皈依在印光法师门下，法师为他们起了慧起、慧素的法号。

此后，那个臂上刺着一朵花的潘妃已成历史，她改名潘素，洗尽铅华，将往日的万种风情，只说与他一人听。

张伯驹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公子哥儿，和袁克文、溥侗、张学良并称为民国四公子。公子们大多滥情，“平生无所好，所好是美人”，只有张伯驹对潘素称得上一往情深。他遇到潘素时，家中已有三房妻妾，后来却再也没有过风流韵事。之后两个妾都离异了，陪在他身边的，只剩下潘素一人。

从遇见潘素为她写下一首《浣溪纱》后，张伯驹词中的写情之作几乎只为她所作。每逢佳节良辰，张伯驹总有词作赠与潘素。尤其是每年元宵潘素的生日，张伯驹总会特别动情，我们来看他笔下那些深情的词句：主客我与汝，歌啸坐花间。当时事，浮云去，尚依然。年少一双璧玉，人望若神仙。经惯桑田沧海，踏遍千山万水，壮采入毫端。白眼看人世，梁孟日随肩。白首齐眉几上元，金吾不禁有晴天。年年长愿如今夜，明月随人一样圆。白头犹觉似青春，共进交杯酒一巡。喜是团圆今夜月，年年偏照有情人。

这些词写于不同的年代，一以贯之的是张伯驹对潘素的一往情深。

纳兰容若的悼妻词，姜夔的怀旧词已经广为人知，若能将张伯驹的元宵词收为一集，亦足以在词史中别具一格。

张伯驹对潘素的意义，当然并不只是简单的救风尘，而是发掘了她的“慧根”。他发现了她的绘画天分，从而请来名师大力栽培她。

潘素21岁正式拜师朱德甫习花鸟画，后又随汪孟舒、陶心如、祁景西、张孟嘉等习画，同时还跟夏仁虎学古文。在他的栽培下，昔日的野玫瑰蜕尽野性，成了一朵素心兰。潘素画艺日益精进，之后选择专攻青绿山水画。想来青绿山水这类画和她端凝的气质甚为相宜，她的山水画作曾作为礼品赠送给英国首相、日本天皇等外国领袖。她曾经和张大千三次合作，张大千这样评价潘素的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