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插队时，我们三个女同学分在同一生产队。按当时政策规定，知青下乡第一年吃供应粮，每个知青拨有一定金额的款项，为的是满足第一年的基本生活，同时不给队里增加负担。正式安顿下来后，生产队除了给我们每人一把锄头，还有两张简易的单人床。三个人两张床，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好些社员都在看我们如何分配这两张床，认为我或另一位该单独一张，因为我俩个子大些。我们没有这样想，无论哪俩个挤一张床都会很难受。于是我们将两张床拼拢来，三个人睡两张床，恐怕队里就是这样考虑节约一张床钱的。
我们的口粮是自己掏钱到粮站买的，满以为蔬菜是生产队分配，谁知等到分菜时说没有我们的，因为种菜的时候我们还没去，以后和大家一起种的菜才可以分。如果说“三个人两张床”是一击的话，那一击只是隐隐作痛，而这一击把我们一下打懵了。
潮湿的屋子里除了两张拼凑的床，什么都没有，睡在床上，坐在床上，饭碗端着，菜碗也放在床上。多次想问问能不能给我们一张桌子哪怕是旧的，始终怕得罪队长和会计。我就是那个时候在那里感受的什么叫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记得第一次到大队开会，我一眼看见大队赤脚医疗站的角落里有一张闲置的落满灰尘的方桌，心里一怔，赶紧指给她俩看，我们同时想到了向大队借用。无论怎样乞求，结果可想而知，生产队享有专款都不解决，大队凭什么借给我们？哪怕让它闲置着。要说前两击被打痛打懵的话，这一击着实被打晕了。回到队里，面对空荡荡的屋子越想越气愤。一张桌子，生活必需，明明理直气壮的要求怎么就这样的艰难？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决定趁着大家中午歇凉时间去把那张桌子搬回来。
生产队到大队有一公里多，全是石板小路，两边是稻田。三伏酷暑，踩在滚烫的石板路上，两条腿火辣辣的。径直走到大队赤脚医疗站，和我们想的一样，周围没有一个人，我们抬起桌子就走。出了大门，走过一块坝子才松了口气，放下桌子一看，虽然布满灰尘很陈旧但很结实，难怪这么沉重。过了坝子就是石板路，其实就是石板铺就的田坎，比土田坎宽一点，行走的人比较多。桌子比田坎宽多了，只能两人前后抬着，不能放下休息，否则桌子四条腿就插进两边稻田里。记得是我们俩高个子抬的，板命一样挣扎着才把桌子弄回去，到门口发现桌子大了门框小了，怎么也进不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来的就这样算了？我们不甘心哪！无奈之下打算找一户穷点的社员家换他的小点哪怕破损的桌子，总比没有好，反正都是喜欢占便宜的，不愁找不到人家。
这时从生产队院子里走出来个年轻人，看起来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好像不是本队的，他却知道我们是这里的知青，见我们守着一张桌子愁眉苦脸的样子就知道是为什么，他打趣地说能帮忙弄进去。原来是生产队从外公社请来做犁头和修农具的木匠，这下有希望了。他拿来工具指着桌子说:“这是穿逗的，没有钉子，是老古董”。只见他几敲敲就卸下两条腿，叫我们把桌子侧过去先进那两条腿，一下就进去了，然后把卸下的两条腿又装回去，一点痕迹都没有，真是鲁班再世！
预料中的事情就是来得那么快，大队医疗站两个人来了，说一猜就知道是我们干的，边说边去抬桌子。我们哑口无言没有觉得尴尬，有的只是委屈。气急败坏地来追回一张闲置的桌子，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们呢？桌子当然是抬不出去的。准备下地的社员陆续出来，知道怎么回事儿一旁帮着腔:“还真是稀奇哟，这桌子为啥子抬得进来就硬是抬不出去呢？看来注定就该是我们的！” 我看到人堆里的木匠正抿着嘴笑。最终桌子没抬走，两个人气鼓鼓地离开了。就这样，那张桌子偷来的也好抢来的也罢，陪伴我们度过了那段不堪的日子。
以后我们先后离开，留下的还是三把锄头两间床，那张孤零零的老桌子是生产队占有了还是大队收回了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当初下乡时上面拨的专用款没有用到我们身上。
山上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那里我看到的是狭隘、自私和贪婪，带走的是伤心、失望和遗憾，它让我们走得那样的义无反顾，毫无眷恋！
注 : 这篇文章是我奶奶写的，奶奶后来在法院工作，是一名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