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八一建军前后，《战狼2》、《建军大业》横空出世，配合几天前的军演，中华大地上充彻着一股激情澎湃的热潮。《建军大业》的跌宕起伏和恢弘气势，《战狼2》的大气磅礴和热血沸腾，朱日和军演的睥睨天下虽远必诛，带给国人一种爱国、自信的精神意识。透过种种热情，国人的某种精神意识又是如何产生或被引领的呢？

中国文化讲究执政者需“顺天应人”，虽然每个朝代都不免有“造势”的情况，但是必须建立在“时代使命”和“文化意识”之上。时代使命是“天命”，即由当时的客观背景所衍生的一种历史责任，文化意识是“人心”，即有助于达成历史责任的某种文化意识。

中国自孔子时代起就有较强的文化意识，而文化意识必须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配合才有发展的空间。天下纷乱、礼坏乐崩是春秋时期的历史背景，“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这些都体现了孔子当时的担当，坚信效仿周公，以礼乐治天下便能达成“安定天下”的历史责任。孟夫子的文化意识同样强烈，同时也因为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比春秋时代更加的混乱、无主，所以相比孔子而言孟子的文化理论更加的“激进”。“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便是孟子思想均有代表性的言语。

两位夫子周游列国而不得志，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化意识与当时乱世的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相违背，但是孔孟的学说之所以能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流传后世，主要还是因为它符合“长治久安”的大众需求。

西汉初年，在经历了500多年割据、暴政的历史后天下初定。如何恢复生产、休养生息成了当时的“时代使命”，因此以“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成为了当时比较强烈的文化意识。但是对于希望有所作为的君王，对于在马斯洛需求理论上不断攀升的大众，“无为”二字往往都是很难被接受的，所以汉武帝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武帝之后的历代帝王也不时有休养生息的政策，但是儒家积极入世、治世的文化意识成为了主流。

北宋属于局部性统一，少数民族与汉族分庭抗礼，因此对于汉民族而言从文化意识上必然产生“夷夏之辨”的文化现象。胡瑗、石介、孙复“宋初三先生”便是讲《春秋》，重夷夏之辨，进而辟佛辟老，颇具民族意识。

传到朱熹，北宋初年强烈民族感而产生的文化意识已经渐渐淡忘，却进而重道而轻文，例如朱熹讲“言文不言道，是夫子之谦辞”，在朱熹眼里“文”比之“道”是表面的学问。“道”作为“文”的精缩和提炼，虽然是文化发展上必须的一步，但是“文”不应该只是“道”的皮表，“道”的皮表（或者说是表现形式）是“器”，礼乐射御书数都是“道之器”，而“文”指文化，是“体用”、“道器”的一种综合性事物。宋明理学时期哲学思辨日趋发展，但是过分理智的思考往往会淡泊“文化意识”这种精神。

清朝学者在学问上越发趋向保守，清末民初西学东进之后学术界与当时社会一样天下大乱，失去了标准与凭据。在救国救民的时代使命下，加之政治经济等因素，国学逐渐被遗弃，反人文的现象日趋严重。在近百年的时光里，国人往往注重自然科学而忽视人文学科，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往往是对立的，自然学科重视“量化”，而人文学科则注重“气质”。

“文化上重视有两条流：一是质的，一是量的，二者总是翻来覆去……大家最初都是质的，以后向量的方面发展，是一解放；现在再回过头来走向质的方面，是再解放。”

                                                                                            —— 牟宗三

“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以史为鉴，一个国家初定的前三十年往往会出现磨合和动荡，一世（三十年）之后若国家政权稳定则可以进入发展时期，实施仁政德政。细究历史，汉、唐、宋、明、清等朝代如此，新中国1949年成立之后也如此。在1949-1978年这三十年里，新中国经历了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种种阶级斗争，虽然残酷但是这也是国家发展很难避免的阶段。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中国进入改革开发的时代，以经济建设为核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使命”，往往会造就重视“量”的文化，虽然这种文化意识比较急功近利，但是对于建国初期过分注重“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来说是一种进步和解放。从改革开放到世纪之初，三十年里注重“量”的文化虽然为国家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是缺失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等“质”的弊端已然显现，因此“提升国际地位、再塑民族尊严”成为了新的“时代使命”，“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民族自豪感成为当代大众所希求的精神需要，这也造就了传统文化的中兴。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国家民族主旋律的影视剧自然应运而生，从去年年末开始史诗剧《于成龙》，到今年年初的《人民的名义》，再到如今的《建军大业》、《战狼2》以及军演，既是当代中国人文意识的体现，也是对人文意识的呼唤，这就是当代“历史使命”带来的民族文化意识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