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母亲（父亲去年走了以后，我在老家的座标就换成母亲为中心点了。）家里，透过大门向南望去，尽管门前还有一栋两层小楼房，但越过屋脊，依然能看到那棵梧桐树的枝丫。曾经如大人手掌般的叶子，熬过了秋风苦雨却敌不过冬霜，似乎在某个冬夜实在忍受不了这风霜地蹂躏纷纷离枝而去。留下一些稀零的果子悬在空中，如只只风铃，哼着一首我听不懂的曲儿。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那里还生长着这么一株巨大的梧桐树。

记得在它的北面是我的一个同族大伯的家：三间低矮的平屋，泥墙灰瓦的，出入那扇旧木门的是个子不高的大娘和她的三个孩子。大伯当过兵，复员退伍后被安置在铜陵的有色金属公司工作，是队里人人都羡慕的拿工资的人。土地到户后，他家不种地，不栽菜，没和隔壁人打声招呼一家人突然就搬走了，像树枝上突然落光了叶子，只剩下那低矮的房子默默的被岁月数落着。

还依稀记得大伯一家人的模样，也记得房子的模样，更记得东面，就是我们夏天经常偷偷跳下去洗冷水澡的大河的模样。但实在记不起这棵梧桐树的模样。

也许那时它还没有出生，也许那时只是一株蒿草的幼苗，夹在草丛里苟且着。没人栽，没人修理，没人疼爱，二十多年的日月星辰里，它渐渐就长成了大树。

我结婚那年去铜陵进货，顺便看看在扫把沟干活的弟弟他们，碰到过大爷并在他家吃过一次饭。记得他住的也是平房，还是没有屋面的那种，吃饭的厅很小，一张小八仙桌，旁边几张椅子，再想过人就没办法了。大娘那时还在“待业”中，有时做做杂活。

似乎过得不怎么样，没听到抱怨声却也没见他们回村里来。又过了两年他家西隔壁的二爷家也搬走了，大门上都挂上着锈迹斑斑的铁锁，出入门缝的鸟是麻雀不再是燕子。

出门的人越来越多。

考上没考上的年轻人，女人跟着打工的男人，都出去了。到我外出的时候大爷家的那排房子已经倒塌，一点点的，可能是先掉下几块瓦，一根行条，再到屋面，后来整过墙牵连到二爷家的房子也轰然倒下。如一条被打倒七寸的蛇。房子倒了，草，藤便迅速的占领了那片屋基地。

大概那时候有了这棵梧桐树，或者是已经很高了，但我又很少回家，即使回家了也没注意到。从此每年的冬天便有了风铃兀自在空中哼着路过的人都听不懂的曲儿。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雍雍喈喈。一叶而知秋”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赞美梧桐树的。

在我的老家，所有的树种都像是天生的，并没有人刻意去栽培它们：桦树，柳树，梓树，椿树还有楝树，桑树占据了村庄的空间，像乡下人的性格，季节的更叠都写在脸上。好像到现在连棵香樟树也没有，不要说银杏，白果什么贵重的树种了。梧桐树在我们那里更是不受欢迎，梧桐树枝散冠大叶密，好看不中用，材质脆容易发翘走型，锯出来的板容易撕裂，当柴火烧也没有火焰，还有它巨大的树冠虽然能给人带来阴凉，但也遮挡住阳光，农民哪一家不收点农作物，不需要摊在门前的场地上去晾晒收藏呢？所以即使卖也是不值钱。

我相信大爷家如果不搬走肯定是容不得它在屋基地上长大的。

容不得的事情其实很多，村庄似乎是越来越大了，像一个虚胖的人。村边周围以前都是小菜地，许多人搬走了，走的时候家俱可以带走这土地却没办法带走，不知不觉中就被树、草占据了，邻家的地就长不出青菜，肥料都被暗地里的树根吸走了，树便逾发茂盛。你可以修剪伸出来的树枝却不能挖了那棵树，况且不是一棵两棵，密密匝匝，杂乱无章的。

村庄越来越大，房子越来越高，人越来越少。

年轻人向往钢筋混凝土筑成的城市森林，回家如同候鸟还巢。许多孩子户口簿上写在这里，却出生在城市的温床上，连乡下的空气也没有吸上一口。

土地大都流转给种粮大户了，曾经视土地如生命，走路也要顺手拽把草的那一辈人头发都白了，腰也弯了，但仍会屋前屋后，地头沟边开点荒种点小菜地；年纪轻点的妇女是在家带孩子不能外出的，很清闲，不用忙农活，不会针线活，送完孩子回来就坐到牌桌上了。村庄白天看不到扛着锄头，挑着粪桶，牵着牛的庄稼人，夜也来得早，七八点就不见灯光，村庄早就睡着了，狗也睡着了，村里特奇的静。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村里没有芦苇，只有野草，以前村里连树叶也被竹耙，扫帚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成了锅屋里、火粪堆里的柴火，灰烬还是会撒到庄稼地里，“质本洁来还洁去”，现在的村庄还有谁去收拾。

最近看过一篇网络文章，“有人说中国当下最大的危机是房地产泡沫，一旦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中国的经济将会受损！然而，当下的中国最大的危机并不在房地产，而在一个你看不到甚至意识不到的地方——农业、农民、农村”

不知道这观点是否正确，我不是专家不敢妄议。但我知道许多村庄真的渐渐空虚起来，多年后村庄是否会愈发寂寞。

冬季越深风越硬，梧桐树上的风铃也越沉闷，似是在为冬唱一曲挽歌，但愿不是在为乡村唱挽歌。

冬的后面就是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