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生还》（And Then There Were None，1939年发行时书名为Ten Little Niggers，后改为Ten Little Indians），是英国推理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的长篇小说，出版于1939年。
该作全球销量超过一亿册。被改编成多部影视、戏剧、漫画、游戏作品。
内容简介
八个素不相识的人受邀来到海岛黑人岛上。他们抵达后，接待他们的却只是管家特夫妇俩。用晚餐的时候，餐厅里的留声机忽然响起，指控他们宾客以及管家夫妇这十人都曾犯有谋杀罪。众人正在惶恐之际，来宾之一忽然死亡，噩梦由此开始了。
他们在自己的房间里都发现了这首儿歌：
Ten little Indian boys went out to dine;
十个印地安小男孩，为了吃饭去奔走；
One choked his little self and thenthere were nine.
噎死一个没法救，十个只剩九。
Nine little Indian boys sat up very late;
九个印地安小男孩，深夜不寐真困乏；
One overslept himself and thenthere were eight.
倒头一睡睡死啦，九个只剩八。
Eight little Indian boys travelling in Devon;
八个印地安小男孩，德文城里去猎奇；
One said he'd stay there andthen there were seven.
丢下一个命归西，八个只剩七。
Seven little Indian boys chopping up sticks;
七个印地安小男孩，伐树砍枝不顺手；
One chopped himself in halvesand then there were six.
斧劈两半一命休，七个只剩六。
Six little Indian boys playing with a hive;
六个印地安小男孩，玩弄蜂房惹蜂怒；
A bumblebee stung one and thenthere were five.
飞来一蛰命呜呼，六个只剩五。
Five little Indian boys going in for law;
五个印地安小男孩，惹是生非打官司；
One got in Chancery and then therewere four.
官司缠身直到死，五个只剩四。
Four little Indian boys going out to sea;
四个印地安小男孩，结伙出海遭大难；
A red herring swallowed one andthen there were three.
鱼吞一个血斑斑，四个只剩三。
Three little Indian boys walking in the Zoo;
三个印地安小男孩，动物园里遭祸殃；
A big bear hugged one and thenthere were two.
狗熊突然从天降，三个只剩两。
Two little Indian boys sitting in the sun;
两个印地安小男孩，太阳底下长叹息；
One got frizzled up and thenthere was one.
晒死烤死悲戚戚，两个只剩一。
One little Indian boy left all alone;
一个印地安小男孩，归去来兮只一人；
He went and hanged himself and thenthere were none.
悬梁自尽了此生，一个也不剩。
餐桌上还有十个小瓷像。从第一天晚上开始的几天时间里，每天都有人按着儿歌里述说的方式死去，每死一个人，餐桌上的瓷瓶就会少掉一个。一时之间，人人自危，都希望能找出一个办法拯救自己的生命。可是海上起了大风浪，不可能寻得救援或者逃出生天。唯一的求生办法就是找出凶手。
谁是凶手呢？荒岛已经被他们搜寻数遍，不可能有容身之处，所以凶手必然在他们中间。幸存着的人们彼此怀疑，彼此试探，可是一切的警戒一切的提防还是没有能阻止那最后一刻的到来。风浪停息了，岛上的明争暗斗也停息了，只留下了十具尸体……无人生还。
作品鉴赏
作品主题
表面上看，马尔斯顿似乎只是偶然失手飘车撞死了两个小孩，但实则是明知故犯、不知悔改（不但不认为自己犯罪，反而将吊销一年的驾照推给死者，并在逃过法律惩罚后，继续飙车）的社会危险分子；罗杰斯夫妇似乎只是由于营救时间太短，无意造成主人的死亡，实则是凯觑主人遗产而有意拖延营救，最终成为害死主人的敲诈勒索者；阿姆斯特朗似乎只是倒霉地撞上一个病入膏育的患者，最终没有成功施救，实则是酗酒失手、违背医德的玩忽职守者；隆巴尔德出于自我保护，似乎别无选择，实则是贪生怕死，丧尽天良（带走剩下的全部食物，并理所当然认为非洲人死不足惜）的种族主义者和殖民者；韦拉似乎只是营救不力，最终没有救回西里尔，实则是为谋取私利（帮胡戈争取遗产，进而与其结婚）不择手段（诱使和放任西里尔淹死，并骗取孩子母亲的同情和信任）的卑鄙小人；麦克阿瑟似乎只是安排失策，导致下属死于战场，实则是以权谋私（为了报复情敌）的滥用职权者；布伦特为维护声誉，赶走了怀有身孕的女仆似乎合情合理，实则是以伦理道德标榜自身却毫无人性的假卫道士；布洛尔似乎只是秉公办案，实则是名副其实（作假证，害死兰多尔，罪行恶劣）的假君子；莫里斯似乎只是逼于生存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实则是见利忘德（贩毒，诱惑少女吸毒）的无耻之徒。这些罪恶之徒看似虚构之人物，其实不然。他们或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如传统腐朽礼制的捍卫者布伦特小姐就是上个世纪贵族社会虚假道德的产物；或是道德沦丧、自私自利的社会危险分子，为着金钱、私利、权欲，不惜破坏社会的正常运转。他们或以上压下，凌辱着地位卑微者，或以下欺上，算计着财富拥有者，又都侥幸钻了法律的空子，逃过了法律的制裁。
更深刻的是，在作品结尾处，作者借凶手的自述既揭开了案件的谜底，又塑造了具有双重性格的沃尔格雷夫形象。于是在凶手“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的个性是个矛盾集合体“首先，我具有充满浪漫情调的幻想……除了浪漫的幻想，我还有其他与生俱来的性格特征。只要看见死亡或者亲手造成死亡，我肯定会像虐杀狂那样高兴……但是，我也同时具备与之矛盾的性格特征—强烈的正义感”的自述中，人们不难发现，这种看似戏剧化的凶手正是现实生活中强烈主张正义，却无法申张正义之人的极端代表。虽然最终他借谋杀实现绝对公平正义有待商榷，但是由他引发的“正义难以申张”问题却深入人心，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伦理与法律的融合统一。
总之，借人物塑造，阿加莎一方面揭示出人性贪婪、自私、罪恶的真实面貌，折射出受害者受冤、无处申诉的现实，完成了“文学反映生活”、“文学即人学”的文学使命；另一方面又表达着伦理与法律和谐发展的现实诉求，践行着“文学净化灵魂”的社会功用。从这两个意义上来说，她的作品不仅是通俗的，又是严肃的，更是富于社会内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