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傍晚。在家门口的路上突然碰到了黑子。我们很久没见面了，突然见面，又是在草木皆兵的情况下，一时四目相对不知所措。他环视了一下四周，小心翼翼地低声地对我说：
“以后斗你爸时，你不要在后面跟着，你要小心点，别人都说你要翻天呢。”
这话看似无头无脑，但我心里明白。“翻天？黑子，这话要是无知的人说，我不怪他。你也觉得是这样吗？”一句话道出我无尽的委屈。
“我是听别人说的。”黑子显得有点局促。
“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天底下长大的，这个天是党的天，我往哪翻啊？”我委屈而气恼。
从回到农村我就一肚子的委屈。在生产队里干活，生产队长欺负我，总是找茬，不是说我铲地时草没锄干净，就是说我干活磨洋工。给我派最苦的活，给我记最低的工分。我不敢做声，不敢有意见。只有跟黑子才可以放肆地讲几句理。
黑子知道我的处境，也知道我历来孝顺父母。但是在大革命的形势下，他帮不了我，救不了我。他一定是知道了我做的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那是一天中午。依照村革委会的规定，在吃午饭之前，“反革命”必须游街。爸爸前脚走了，我后脚就跟了出去，手里拎一个酱油瓶子，假装到供销社买酱油，然后躲在供销社，隔着玻璃窗窥视马路，目光跟踪着爸爸的身影。此时突然看到几个女人从一条胡同里冲出来，其中一个一把揪住了我爸的衣领，随后就把一个纸糊的大牌子挂在了我爸的脖子上。我看得出她是我妈妈得罪过的那个婶子。我来不及思考，拎起瓶子就冲了出去，拨开看热闹的人群，一把就把那块牌子扯下来，举起瓶子朝那人头上砸去，大声说：“你要敢动我爸，我叫你遍地找牙！”围观的乡亲们把我拦住，一顿劝说，大家各自散去。这事很快传遍了周边的村子，从此我孝顺的名声传开了。左邻右舍的都说，真没看出，这丫头平时老实得像猫儿一样，这会儿，咋这么厉害啊？一定是在县里念书，跟那些城里人学的。
这么大的事，黑子能不知道吗？估计“翻天”这词儿不是他发明的，肯定是那些革命派背后议论这事的严重性时说的。
“那以后斗你爸，你就不要出面，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黑子很认真地说。
“我家也是贫农啊。我爸他不是什么坏人，也不是什么反革命，他就是个老老实实的农民。那段历史也是时代造成的。我不能抛弃他不管。他挨斗，我不放心，我跟在后面也就是怕有人动手打他。”这是我的心里话。
那个时代，真是一个是非颠倒，甚至伦理丧失的时代。为了一个派别之争，多少夫妻反目，多少父子向背。很多孩子为了向党表达忠心，揭发被打倒的父母的“罪恶”，更有甚者，声明和父母断绝关系，以为这才是革命。
黑子了解我，我认准的事很难听进别人的意见。他不再做声，夜幕下，我们默默地站着，默默地。我知道黑子他没有恶意，只是好心提醒，怕我因受父亲牵连而再遭什么不虞之祸。
“那你自己注意点吧！”黑子沉默了很久，显得无能为力，轻轻地扔下这句话走了。他知道，跟我说再多恐怕也改变不了我的固执。
这是我们自回到农村以来最长的一次谈话。看着黑子的背影，我突然感到很孤独。原来黑子想跟我谈理想，我很有点不以为然。现在我想跟黑子讨论讨论这些不合事理的东西，他却不想听，或者不敢听。一个鸿运当头的人谁愿意去触反革命的霉头呢？我感到自己此时就像瘟神一样，所有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孤独、无奈、困惑、彷徨、惊恐包围着我，我像一头羔羊被抛弃在无边的荒原上，找不到回家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