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很多读书人，并不是每个读书人都能够学而优则仕，大部分人在科举考试中扮演着陪读的角色。那么，这些在传统读书人中并不那么光彩夺目的人，会有怎样的人生经历；在一个科举制度被废除，传统的社会结构走向解体的新时代，这些传统的读书人会有怎样的人生际遇？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在记录了一一位山西乡居者的人生，一个在大时代中无路可走的士绅。
故事的主人公是刘大鹏，山西太原府人，生活在晚清民国初年。刘大鹏人生的多半时间在县城以外的地方居住。与一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不同，他还曾到过遥远的北京参加过科举考试，是一名获得科举身份的举人老爷。这个举人老爷，没能进一步获得进士的功名，步入文官的行列。进士是一个读书人进入仕途的门槛，许多人皓首穷经，能够越过门槛的毕竟是少数。那么，像刘大鹏一样没能跃过门槛的“失败者”，会怎么过活呢？
作者从刘大鹏的人生经历中提取了6个标签。全书的主体分为六章，分别定义了刘大鹏的六种身份：写作、儒生、孝子、议士、商人、老农。中国传统社会有士农工商的划分，刘大鹏的人生中却存在士、农、商三种身份，一个乡居者竟然能横跨三个身份，对于习惯了划分阶级、阶层的人来说，颇有意思。
刘大鹏的第一个标签是写作。作者能去研究刘大鹏，首先是因为他留下了百万字的《退想斋日记》。于是，问题自然而然会被引出，这些日记里都记录着什么，刘大鹏为何会写这么多的日记？除了日记之外他还有无别的写作？这些文字都是写给谁看的？留下来的文字对他来说意味什么？这些看似平常的问题向我们展示了西方学者关注的角度。
第二个标签是儒生，获得举人身份的读书人，自然会是儒生。儒生这个标签在他的人生历程中，离不开求学、考试、教书三事。
求学可以理解为学习儒家经典，这些经典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的“三观”，构筑他为人处事的基础。
考试即是参加科举考试，旧时的读书人读圣贤书是为了参加科举，获得功名，进而有机会致仕为官。在这个阶段，每个读书人都会面对“形式与内容”的张力，八股文培养的是答题技巧，而经史之学则侧重实际能力，于是，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同样面对应试教育的难题。
教书则是一种就业方向，能够考取功名的人毕竟是少数，而能够为官的读书人更是少之又少。
像刘大鹏那样有功名却为能为官的人该怎样生活？儒家的思想如何影响到他此后人生道路？这是被前面的研究忽略的一群人，而沈艾娣讲述的刘大鹏，让这些人的影子逐渐明晰起来。
第三个标签是孝子，孝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儒家成为官方仪式形态，孝道也会借助国家的力量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规范人们的思想与行动。从家庭的层面来看，孝规范了家庭内外的人际关系，对父母、对妻子、对子女，虽然建立在情感与义务关系上的孝道，会在现实中遇到一些问题，但他对于家庭内外、上下的关系调节，确实构筑一种稳定的样态。对于一个浸淫在儒家文化中的读书人来说，他对于孝本身有自己的理解与领悟，这种理解还影响着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比如刘大鹏会将疾病跟未能尽孝联系起来。如果在一套稳定的以儒家理念建构的社会秩序中，孝的理念可以成为人际关系网络中的重要部分，被代代承续。若是遇到儒家价值被颠覆的时代会怎样呢？我们来看看刘大鹏的两个儿子的遭遇，次子刘瑄因为科举考试的失意而疯疯癫癫，被刘大鹏认为只知吃喝，不能尽孝；长子刘玠顺利获得举人身份后，到开化的天津谋生，回到山西后向刘大鹏提出“今日所请者，即父自此以后愿不为父子，成为同等。”试图背弃国家与家庭的道德传统。
对于刘大鹏这些未能做官的乡居士绅来说，原有的私塾先生的谋生方式，因为科举制度的取消而失去价值，他们需要谋求新的出路。
第四个标签是议士，这是一种政治身份。随着清末民国新的政治形态的建立，地方士绅参与政治多了议员这一条道路，刘大鹏依靠前清的功名，以及自己在地方上积累下的人望，获得了县中议会议员的资格。作者通过刘大鹏对于新政的认识，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化的另一方面——现代化的高成本，对于乡村来说是一种剥削。以教育为例，传统的私塾可能只需要一个先生、几套桌椅就可以大规模推广，而新式教育则需要购买大量的设备、聘请各学科的老师，一般的乡村地区无法负担新式教育的成本，而新式教育则聚集在大城市。如此，城乡之间教育的不平衡，随着新政的推广而被陡然拉大。新政也需要扩大财政收入，在刘大鹏的笔下，清代的赋税并不算沉重，人们交完定额税就可以了，而新政的开展使得国家机器变大，需要扩大税源来满足新式政治极其的运转。于是，新政在刘大鹏的笔下，在普通民众的概念中，未必是一种积极、正面的形象出现。议士的身份并没有给刘大鹏参与政治带来实际上的改变，很快他就从政治性的议士，转而变为舆论行的议士，依靠文化自信与自觉，对时政立言。
让我们回到最切实际的层面，一个不能教书、又不能为官的读书人，还能够以何种方式谋生？这是摆在刘大鹏面前的问题，也是同时代很多落寞读书人共同的问题。
第五个标签是商人。山西是个有商业传统的地方，刘大鹏的父亲也是依靠木材店的生意，才支撑起刘大鹏的科举之路的。那些可以负担起高额塾师费用的人家，也多是商业家庭。在刘大鹏作为求学、为师的过程中，商业的力量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撑着他。步入近代化浪潮中，工业的发展刺激了煤炭的需求，而山西是个煤炭资源丰富的城市。刘大鹏也通过煤炭经营参与到商业中来，获得了可观的利润。问题是，像刘大鹏这样一个读圣贤书的读书人，自身缺乏商业经验与资本的积累，他如何能够参与到商业经营呢？除了声望、信用、功名之外，更为重要的条件或许是他精于会计，能够在合伙人之间理清账目，在由此通过个人的声望做出公平的裁决。但当政府认识到采煤业巨大的利润时，便通过行政的手段取消了小煤窑的合法性。在山西现代工业的背景下，与民争利的新政府，让试图参与工商业的没落老士绅，也丧失了一种可能。
第六个标签是老农。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买田种地虽然不是个可以发家致富的方式，却是每个人生活的基础，也是条退路。有钱则买田置地，诚如今日的不动产投资，是稍有些积蓄的士绅家庭都会考虑的道路。刘大鹏虽然获得了功名，但在钱财捉襟见肘的时候，也需要亲自参与到农耕中。在观念的层面，他赖以立身的儒家文化一直有重视农耕、耕读传家的传统，他参与农田的管理、记录水利闸口的分布。但农耕的收入很难满足不断扩大到家族人口，再加上不断增加的税收，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刘氏家族进入20年代后逐渐没落了。
作者一再强调讲刘大鹏的故事，并不是因为刘大鹏是一个典型，诚如作者所言，“真实的人总非典型”。作者自述本书目的之一，是质疑将中国社会划分成士绅、商人、农民、精英是否合理，由刘大鹏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他兼具四种身份。不止是刘大鹏，我们可以在其他时代、其他一些士绅身上，发现兼具几种身份的人，乃至于在普通的农民身上我们也可以发现有商人、儒家文化的影子。作者关注的另一个主题是现代化引起的社会变化，“山西的乡村及它与商业繁荣和政治权力渐行渐远。”书中对于现代化的思考，引人深思。
而笔者感触最深的是像刘鹏那样平凡的读书人，在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会有怎样的人生际遇。沈艾娣展示的是一个有些悲哀的故事，刘大鹏并没有很好的适应现代化的新趋势，他是怀揣着儒家传统的读书人，他觉得自己“梦醒了”，但不知道梦醒在何处。那些像刘大鹏一样籍籍无名的士绅，就这样消失在了大时代的浪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