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好笑。
大概三四岁时，哥哥叫我到大场上看马去。我说有什么好看的呢?我们不是天天耍它吗？那时候我们玩耍的马大概有一寸多长，是瓷质的，耳朵削挺，四肢撑开，是我们幼年时难以释手的玩具。——还是被他叫去看了。拴在亮槽上，马原来是比驴大的活的牲口！场里坐着许多人谈论着，对他们来说，马也是罕见神奇的。
后来，公社给我们队派了一匹小马驹。拴在大场的豁口处，非常精干英武，臀部烙着号码。
小马驹长到驴那么高时，大人们试着骑它。然而它很调皮，一个个被丢下来。只有在国民党军队里给团长当过马夫的的姬大叔，用两腿紧紧地夹住它，能够骑它。人们高兴地打扮它，额头上用丝绸绑着铃铛，脖子上也挂着铃铛，头上还缀着一朵大红花。特别是过年的时候，正月初一要“除新”，所有的牲口都要赶出去，以图一年的顺当吉利。人们把小马驹打扮得更漂亮了，披红戴彩，给欣喜的人们增添了更多的欢乐。
冬天的原野空荡荡的。大场出来就是一道平川。我们的漂亮英武的马在当川奔腾而上，腾起一道尘雾。我们小孩子看见了，慌忙跑进院子，闩上大门怕它跑进来。趴到窑顶上看。幼小的往往因为爬不上去而哭闹。空旷的原野，北风呼吼，黄风土雾，天地迷茫，骏马如同在雾海里奔驰而过。听着遥远的铃声，想象着鲜艳的红花，趴在窑顶上兴奋不已。
但小马驹长到两岁时，身材特别高大。没有人驯服得了它，再也无人骑它了。我们看见都害怕。拴在场的豁口处，我们小孩子不敢从豁口处进出，宁可爬着翻越场墙。
春天，到了耧咣当咣当响的时候，就开始训练它种庄稼。单独拉一张耧，嘴上套着嚼子，鼻梁勒着铁链。前面三个人分别用皮绳牵着它的笼套，嚼子和铁链。后面一位捉耧。这样格外付出三个强壮男子的代价才能使它干一头阉驴都干得了的活。还经常因挣脱逃跑，踏伤人，毁坏农具。因把一位拉缰绳的人拖了好长一段路，拖晕了（他把缰绳缠在手腕上），没有人牵它了，人们也觉得实在不合算，役用了不到两年就干脆停止了，再没有役用过。
在全乡的牲口比赛中，它获得了第一名。高大威武，又膘肥壮实——它实在很高大壮实，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样高大壮实的马，在电影电视里也没有见过。——整天拴在亮槽上，一名饲养员专门不时地填草。不论冬春秋夏，都吃着最好的草料。每天还喂多半槽浸泡的蚕豆。那是多数人挨饿的年代，人连炒着解馋吃一次的蚕豆都不易有。吃得这样好，不耕地，不种田，只做专门的种马。但它对发情的驴总是漫不经心，好像看不起，总是委屈了它。人们用一些下流滑稽的动作惹它、逗它，还是很少起跳。四五年的时间，只种了三匹骡子，我们队两匹，别的队一匹。这样的一匹马是我们全队人的骄傲，特别是让小孩子们得意的，它为我们队赢得了无上的荣耀。
后来，它如同病了，懒洋洋的，不吃草。牵到公社兽医站去看，灌了几回草药，但效果并不明显。后来，又把兽医站的康站长叫到队里来看——我亲眼见他给骏马打针。先悄悄的，在其不在意时，猛地把针头扎在臀部，然后待其静下时，悄悄靠近猛然注射——还是没有见效。后来叫他，他推脱不来了。队长和饲养员只好把它牵到公社兽医站。早上去的，下午我们赶着牲口去放时，在路上碰见，它已经不是过去那样调皮了，耳朵耷拉着，已无需人牵缰绳。人却在后面，在屁股后面推搡着。
天一黑我们往回赶牲口，看到平滩里围着一圈不少的人。我问父亲，他们在干什么。父亲说，他们剥马的皮。我的头嗡的一声——震惊了。难道它会死吗？在我的心目中，它是永远不会死的，如同老天爷。我和哥哥去分马肉，分了不少，我俩抬着很重。一路上，心里总是难以置信。
马死后四天，公社干部到我们队里检查秋田。队长向董书记汇报说马死了。他惊呆地放下碗筷，痛斥责问队长。再也没有吃饭，立即返回公社。把康站长责骂了一顿，并撤掉了他的站长职务。听大人们议论，马是因为吃了五寸长的一截铁丝，把胃和肺穿透了死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又想，这匹马属于它那个时代，也代表那个时代。如果它活到包产到户分牛马的那一天，它是没人要的。它的早死成全了它一世的荣耀。在那个饿殍满野，乞丐结队的年代，它却每天享受着多半槽浸泡的蚕豆。专人侍候，既不耕田，又不架车，只凭着高大英武的雄姿，专撑着全队的荣耀。但它在我童年的梦想中，却有着神圣的地位，激发起我的美好的向往。我在那时有个强烈的梦想，什么时候，我有一匹雄伟的骏马，像电影中的骑士一样，骑着在广阔的原野上奔驰。这个梦想，在我二十岁前后非常强烈。三十岁后，随着其他一切梦想，一齐渐渐淡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