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搬进这所院子，关奶奶的容颜就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这倒不是说她拥有多么神奇的青春驻颜术，而是她满脸的皱褶过早地布满了年仅六十多岁的皮肤。这些皱褶象贵州乡间的层层梯田，沟壑纵深又纵横交错，加之她的眼睛、鼻子与嘴巴都小得出奇，完全被淹没在这些梯田之中了。如果她第一次从你的身旁走过，远远地，你还以为对方是一个没有五官的老妇人。并为此吓你一跳。她的身躯瘦小单薄，常年穿一件松松垮垮的灰布上衣，象一只被倒空了面粉的麻袋被随意扔在潮湿的墙角。她的罗圈腿让她走起路来象默片中的卓别林，滑稽可笑，但这并不影响她行走的速度。她常常肩挎竹篮从我们一群玩耍的孩童中穿过，然后迅速消失在我们嘲笑的视线中。
但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人。至少她对我们这些顽童是如此。她经常在院子里给我们一些糖果，甚至在街上遇见我们上学或放学时，也会从口袋里掏出几粒“大白兔”或“酥心糖”。她的口袋里仿佛永远装着我们这些孩子喜欢的甜食，永远也给不完。她有一次在院子里碰见我手执一根枯树枝无所事事地闲逛，就逮住我，问我喜不喜欢看书。我问她什么书。她说是小说。我说喜欢啊。结果她就立即回家，送了我二十本世界名著。这成为我随后两年课余时间的重要工作。我非常喜欢那些文字，以至于我的作文水平也因此而得以提升。
听母亲说，她出身在东北某个地方，不到二十岁就是女子中学的教员了。抗日战争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她全家被日本人所杀，她似乎也遭受到肉体的蹂躏。她是被一名抗联战士给救了的，后来成为她的丈夫，也就是我们县城卫生局的郭局长。她是随着丈夫的部队南下的，解放后就在我们县城定居下来，再也没有回到东北。他的丈夫郭局长是一个闷声不响的老头子，我从未听见他说过一句完整的话，他总是笑眯眯地，终年靠在水泥栏杆上剥瓜子，他的瓜子似乎永远也剥不完。他的这个爱好一直保持到他有一天不慎从栏杆上坠下来。他俩没有子女，组织上安排了一个孤儿让他俩收养。孩子也不太听话。我们经常听见他在家里与关奶奶争吵，以及关奶奶嘤嘤的哭泣声。孩子长大以后，娶了县医院妇产科主任为妻。当然，娶妻时对方还不是妇产科主任，但之后不久，原来的妇产科主任就被调走了。这个儿媳妇也不是个省油的灯。自从当上主任后，贤良恭俭的品行就消失了，变得尖酸刻薄。以后屋子里传出来的争吵，就变成了儿媳和关奶奶，甚至有时还间杂锅碗盆瓢被摔碎的声音。但最后的哭声是没有变的，依然只有关奶奶的嘤嘤声。
郭局长去世之后，儿子儿媳就搬了出去。关奶奶一个人进进出出。我们很少看见他的养子带着孙女前来看望她。在春阳高照的午后，她斜躺在藤椅里晒太阳。春风一阵阵拂过她脸上的梯田，阳光也穿过叶隙盖在她空空如也的面粉袋上。我们从她的身旁路过，依然无法分清她是否睁着眼还是闭着眼。如果不是偶尔她翻翻身，我们会以为她已经睡着了或者不小心死去了。
1980年夏天，县城来了一队摄制组。我所在的县城，管辖着后来举世闻名的“蜀南竹海”。但那个时候还一点也没有名气，甚至我在十岁前，父母都没有带我去游览过。摄制组来自日本，大约十五六人。他们扛着各种拍摄器材，戴着我们从未见过的阔边软帽，简直帅气十足。他们在路过县城的时候，做了短暂的停留，听说这是县长的建议。那一天万人空巷。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日本人的模样，没有听过他们叽叽哇哇的对话，这完全是沉闷的县城生活中值得一书的日子。当他们在县城略显宽阔的十字路口出现的时候，拥挤的人群早已不能自持。很多人被挤得东倒西歪，被挤掉了鞋子和手中的礼品。是的，有一少部分人精心制作的、准备送给日本友人的礼品。这自然也是县长的建议。日本友人也投桃报李，“咔嚓、咔嚓”给好不容易挤到前排的灰头土脸的人们照相留影。场面已经失控。有人大喊大叫，也搞不清是被踩着了疼痛难忍，还是因欣喜过度而表达自己的激动心情。
与国际友人的互动原本计划两个小时，但直到天色将晚，人群才开始有所松动。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事后有人回忆，他们最先看见关奶奶摇摇晃晃的身躯出现在人群中，还以为她也是前来凑热闹、送礼物的。有人打趣道：“关奶奶你提的什么好东西啊？满满一大桶！”没有人去真正注意木桶里面装着什么。当她用水瓢舀着桶里滚烫的菜油泼向那些日本人的时候，人们这才惊慌失措地反应过来。有几个日本人捧着脸嗷嗷乱叫，丢下手中的器材夺路而逃。人们第一次看见关奶奶梯田般的脸上露出报复者满意的微笑。
关奶奶一直活到九十多岁，无疾而终。当我在南方一座城市听到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中居然掠过一丝伤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俩非亲非故，也许是她当年赠送的世界名著，让我无法彻底忘记她，因为这些早已泛黄的书籍，至今还整齐地排列在我的书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