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乙己》和《我的叔叔于勒》中，前者中的“我”比后者中的“我”受世俗社会环境的影响更深一点。
孔乙己是苦命人，他受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封建科举制度的双重压迫，按理说社会应给予他更多的同情与包容，但是包括“我”这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伙计，都加入了嘲笑孔乙己的大军：“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绝不责备的”。
而在《我的叔叔于勒》中，“我”还没有受到世俗环境的影响，心灵也更为纯洁的多，因此“我”对于勒的同情不仅表现在“我”多看了他几眼，也不仅表现在“我”多给了他十个铜子的小费，更主要的是表现在“我”对他的感情认同上：“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这是心灵的呼唤，是亲情的召唤，在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心灵纯净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可为什么两篇小说中的“我”会产生这种的差异？这主要是因为两个人观察社会的视角及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在《孔乙己》中，咸亨酒店是“我”活动的主要舞台，是当时黑暗社会的一个缩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酒店里，充斥着阴险、欺诈、愚昧。“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作为酒店里的一个小伙计，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但在《我的叔叔于勒》中，家庭是“我”活动的主要空间，跟“我”所接触的主要对象就是家庭成员，所以我几乎还没有受到世俗社会的影响，也不懂人世的险恶，脑海里只有纯洁的亲情。
所以说明社会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但同时，生活在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下对一个人就是一种催化剂。社会呢，就像一个大染缸，能造就许多不同的人。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环境，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人。一个人小时候的生活学习环境，更是对这个人的一生起决定性质的。甚至周围什么样的朋友对一个人的发展和改变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一句话，我们都逃不开凡尘的负累。
《三字经》中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 性本善。”如果真是如此，那社会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恶人呢？如果人生性善良，其恶应是后天形成的。所以接下来的两句就是“性相近，习相远。”后天的“习”得，和环境怎能脱的了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