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林玉露》言：“量足以容君子，识足以辨小人，可以为大臣。”言外之意，是指责王荆公没有容纳君子的雅量，因为君子往往坚定自己心中所想，不轻易阿谀附和，所以表现出来的往往是落落不合，愤世嫉俗，事事都纠结其不足，若没有宽宏大量，往往会与君子交恶。王荆公为相，被他贬谪的君子何止苏轼、司马光等二三子，在朝君子纷纷避让。这句话同时也讥讽王荆公识力不足，没有辨别小人的慧眼。王荆公曾言：“当今可望者，唯吕惠卿一人。”偏偏这个吕惠卿是个卑鄙小人，不但瞒哄王荆公，狐假虎威，最终也将王荆公掀翻在地，踏上一脚，并且让荆公背负了“奸臣”的骂名近千年。
说其奸臣，倒也未必，匡时济世，锐意进取，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真与孟子一脉相承；明经好学，蓬头垢面而读诗书，真为学者典范；文章精美雅洁，诗歌清新隽永，不愧于唐宋八大家之名；进不骄，退不辱，唯天下事是为，公事之余相逢一笑泯恩仇，也不失为君子。可惜其为丞相时已介知天命之年，天不假年，时不我待，令他过于急功近利，唯恐没有时间实现心中的抱负，近似于王莽篡汉之后的改制，缓缓图之自可一帆风顺，但是急功近利，急于成圣，故法令繁富冗杂，朝令夕改，往往令人无所适从。完全违背了老子所说的“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至理名言。这点相似，也让反对他的人，将他和王莽相提并论。
说其是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也有点抬高。在君主制体制下和既定权威允许下，他改革的所有举措都只为了国库充盈，只是在客观上便利了民生。虽然国库确实添了点钱，也让混乱的体制在金人的铁骑之下无能为力，那点钱，还不够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结果却是劳累了人民，激化了矛盾。所以之后的四五十年，北宋的党争如火如荼，各种力量分崩离析，整个王朝如同一盘散沙，奸臣当国者绵绵不绝。从这个角度说，他虽然不是奸臣，但确实要为北宋的灭亡承担一点责任。所以改革家算是，伟大倒也未必。
宋代学者，学究天人，心存节气，淡薄荣辱，浸润诗书，往往有着沉稳之气。突然出现一位近乎急躁的宰相，必定纷纷为之侧目。且他的每一项改革，都会触动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神经，自然人人忘其倾覆。若非有神宗之倾心器重，王荆公不能二度拜相，实施变法，或许仅仅成为像孟子一样仅以言辞传世的夫子，或者像李杜一样仅以诗歌文学传世的文人，也就没有那么多争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