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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佟在乡里放了三十年电影。
一台十六毫米的放映机，一块白布，一副发电机。三个东西往架子车上一装，他就是十里八乡所有夜晚的月亮。
那时候放电影是大事。
老佟还没进村，村口的孩子已经先看见了——架子车吱吱呀呀碾过土路，车上一根铁杆挑着放映机，像个铁灯笼。孩子们追着车跑，一路喊：“放电影的来了！放电影的来了！”
消息比车跑得快。不到天黑，家家户户板凳椅子都搬到了晒谷场上，占位置。去得晚的孩子在地上画个圈，摆块砖，声明此地有主。
天一擦黑，白布挂起来，老佟一开机，一束光打出去。
光柱里浮尘飞舞，像雪。
全村人的脸，都在光里，仰着。
老佟放电影有三绝。
一绝是不会断。别人放片子，胶片娇气，动不动烧片、卡带，银幕上一团焦糊的黑影，底下骂声一片。老佟不会。他在放映机前坐着，眼不看银幕，看机器，耳朵听着走片的哒哒声，声音一变，手已经到了。别人是出了事再修，他是片子还没坏，就替它把坏了的道走完了。
二绝是会接片。胶片放久了会断。断在文戏，无所谓；断在要紧处——比如敌人突围的前一秒——全场几百人齐齐屏住呼吸，都看着他。老佟接片又快又稳，剪刀一响，胶水一抹，一分钟不到，光重新打上银幕，故事接得严丝合缝，像那道黑缝从来没存在过。
他常说：“看戏的人心是提着的，我这手一慢，人家心就掉地上了。”
三绝最不值钱，也最要紧——他记得每个村子的口味。去李家庄带战斗片，去柳树屯带戏曲片，去有老人多的村，多带一部《朝阳沟》。那时候一部片子全公社轮着放，他跟片子一起在路上跑，夜夜换地方，一跑就是三十年。
三十年，他放过的电影有几千场。哪场电影下过雨、哪场放映机冻得打了摆子、哪一场放到一半银幕被风掀起一角，全村人举着床单帮着压，他都记得。
但他最记得的，是没放成的一场。
那年腊月，邻村有个老太太病重。老太太的闺女找到老佟，说娘这一辈子就爱看《花好月圆》，年轻时候在县里看过一遍，念叨了四十年。如今怕是不行了，能不能……给娘放一场？
老佟二话没说，背上机器就去了。
老太太躺在炕上，已经起不来了。老佟把白布就钉在堂屋墙上，机器架在门槛外。屋里炕上躺着一个老太太，地上站着一家老小，窗外还挤着闻讯来的半个村子。
片子转起来。
光柱穿过冬夜的寒气，打在堂屋的白布上。屋里暖，屋外冷，那束光进屋的时候，边缘化开一层薄薄的雾。
老太太不能起身，就那么躺着，脸朝着银幕。全场没有一点声音，只有放映机哒哒地走。
电影演到男女主角重逢那段，老佟听见炕上有动静。他侧过头。
老太太笑了。
她闺女后来说，娘那天晚上精神好得反常，把整部电影看完了，还跟着哼了两句调子。三天后，老人走了，走得安安静静。
出殡那天，她闺女找到老佟，深深鞠了一躬。
“我娘走的时候说，这辈子值了，就是那句台词，‘日子啊，就像放电影，快有快的活法，慢有慢的活法，只要一直往前放，就是好日子。’”
老佟站在雪地里，没说话。回去的路上，他推着架子车走了十几里，一个字没讲，就是觉得心里那束光，特别亮。
再后来，电视进了村，VCD进了村。晒谷场上的白布没人看了，孩子们围着电视，不追架子车了。
老佟的放映机进了库房。他和它一样，一起退了。
退休以后，他手闲不住。看电视的时候，右手手指会在膝盖上一下一下地动，那是倒片的动作，四十年，手指绕了几十万圈胶片，绕不掉了。
儿女笑他：“爸，你这不是倒片，是倒腾自己那几十年呢。”
他不反驳。
只有一回，社区搞活动，翻出一台老放映机和几盘旧胶片，没人会用，请他去帮忙。老佟去了，手往机器上一搭，检查片路、挂片、对光，动作还是当年那个动作，一寸都不差。
灯一灭，光打出来。
小区广场上，先是稀稀拉拉几个人，后来，看见的老人都不走了，搬着小马扎坐下来。孩子们不知道演的什么，也凑着看热闹。
老佟坐在放映机后面，看着银幕前那些仰起的脸。
那些脸被光映着，一明一暗。
跟三十年前，晒谷场上那些脸，一模一样。
电影散了场，人走了，灯亮了。社区干部过来客气：“佟师傅，辛苦辛苦，胶片时代过去喽。”
老佟收着机器，笑呵呵的，忽然说了一句：
“片子没有过时的。”
“只要还有人愿意在黑地里坐下来，一块儿看个亮，电影就没散。”
他背上包，慢慢往家走。
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得像一束打出去的光。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