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生之中总会走过很多地方的，尤其是一个作家，为了体验生活，寻找创作灵感，更是经常天南地北地奔波。
汪曾祺先生去过很多地方，国内的许多名山大川，北方的草原戈壁，南方的海岛竹林，甚至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他都去过。
但是，只要你在读汪老散文作品时稍稍留心一下，你就会发现，他的很多作品都会反复提到甚至很详尽地描述四个地方。那就是他的老家高邮，他的求学之地昆明，他的工作地和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北京，以及他被打成“右派”之后的下放地张家口。
这四个地方，像四个母亲一样，共同哺育了汪曾祺这个伟大的孩子。
高邮是至亲，是乳娘。
汪曾祺先生在高邮生活了近二十年时间，这里有生养他的至亲，有他熟悉的特殊的家乡风物，有令他耳濡目染的乡间习气，有给过他影响的师友邻里。
他的家庭虽是一个旧式地主家庭，但家里人都非常好，所以汪老有一个和谐温馨的成长环境。祖父博学，祖母勤劳，父亲多才多艺，母亲虽早亡，但两个继母都很喜欢他。上学后，成绩也不错，得到老师同学的青睐。
虽然这期间也曾因战乱而逃亡，但对于小时候的汪曾祺来说，那只不过是一个童年生活的小插曲而已。
家乡多水，有高邮湖，有运河，他们常常在运河堤上俯视整个高邮城，看城里的孩子放风筝。家乡还有文游台、镇国寺和承天寺，这些古迹也是他们玩耍的地方。
一个人，能有如此美好的青少年生活，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大的幸运。
昆明是教他成才的养母。
1939年至1946年，为了求学，也为了躲避日军战乱，汪曾祺去了昆明。昆明有西南联大，战乱时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合并而成的临时大学。
七载云烟，那是一段不平凡的岁月。去时已多坎坷，待下去也不少艰难。如果不是有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和更多的渴求知识的青年，这七年实在不好过。
所幸的是，这里有他的恩师沈从文，有他尊敬的闻一多、金岳霖、唐立厂等先生。那一批个性独特的先生用他们的学识和气度支撑着这所伟大的大学，给学子们追求光明的希望和力量。那些性格不一，癖好不同，可爱的同学也是这七年里支撑他走过来的精神力量。
他们听课，读书，喝茶，跑警报，逛公园……紧张而舒缓，忙里偷闲，乱中觅趣，也过得蛮充实。
昆明的翠湖公园，文林街上的茶馆，以及那个很有特色的图书馆，是学子们常光顾的地方。多少难忘的时光都是在这些地方度过的啊！
这七年，汪曾祺接触了很多师友，老师的风度、同学的个性，开阔了他的视野，打开了他的格局，为他以后的创作生活提供了无穷的题材。
张家口是教会他劳动的乡下娘。
在北京期间，汪曾祺曾被划为“右派”，1958年被下放到了张家口，先在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摘掉“右派”帽子后转到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开始画马铃薯图谱的工作。
这两段经历，持续近三年的时间。这三年，他随遇而安，在果园劳动，勤快仔细，体力大增，喷波尔多液也成了能手。
他与农民朋友和谐相处，与男人们聊天，给妇女们化妆，获得了良好的人缘。画马铃薯图谱，正好发挥其特长，他把这活儿当成了享受。画完了，就烤马铃薯吃，终于成了吃过最多品种马铃薯的人。
坝上草原迷人的风景更是让他欢喜，草原上的牛羊，数不清的口蘑，成了他日后难以磨灭的印象。
北京是汪老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北京发生的事，北京的人，教他认识社会，认识人生，教他学会生活，北京俨然是一位阅历丰富亦严亦慈的母亲。
在北京，汪老进行戏剧创作，搞民间文学，开始小说、散文创作，研究美食，二十多年忙得不亦乐乎。常常与同道中人过从甚密，闲暇时则去玉渊潭公园散步，于不经意间发现老北京的人情世态。
他写北京的植物，写北京人的生活，《北京的秋花》《淡淡秋光》《北京人的遛鸟》等就是这方面的细致写照。
渐渐的，汪老成了北京人，甚至成了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由此可见，北京在他心中的地位。
此后，虽然汪老时常走南闯北，却始终以北京为自己的家，一直到终老。
还有俩地方——上海和武汉，汪老曾在这两个城市有过短暂的停留，但似乎这两个城市的气质与他本人并不协调，终于没能长久地住下去。他的作品中提到这两个地方的也很少，故而略去不写。
高邮，昆明，北京，张家口:这四个地方留下了汪曾祺大半生的足迹，也留给他最深情的回忆。
我想，在梦里，汪老也应该是常常在这几个地方散步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