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160天《 侈靡 第三十五》第19段～第22段
原文阅读
“乡殊俗，国异礼，则民不流矣。不同法，则民不困。乡丘老不通，睹诛流散，则人不眺。安乡乐宅，享祭而讴吟称号者皆诛，所以留民俗也。断方井田之数，乘马田之众，制之。陵溪立鬼神而谨祭，皆以能别以为食数，示重本也。
“故地广千里者，禄重而祭尊。其君无余，地与他若一者，从而艾之。君始者艾，若一者从乎杀，与于杀若一者。从者艾艾，若一者从于杀，与于杀若一者。从无封始，王事者上。王者上事，霸者生功，言重本。是为十禺，分免而不争，言先人而自后也。
“官礼之司，昭穆之离，先后功器事之治，尊鬼而守故。战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食功而省利劝臣，上义而不能与小利。五官者，人争其职，然后君闻。
“祭之时，上贤者也，故君臣掌。君臣掌，则上下均。此以知上贤无益也，其亡兹适。上贤者亡，而役贤者昌。上义以禁暴，尊祖以敬祖，聚宗以朝杀，示不轻为主也。”
字词注释
[1]流：流散，流动迁徙。
[2]不同法，则民不困：指各国自有礼法，礼俗不同，因而民不受困扰。困，遭受困扰。
[3]乡丘老不通：意谓老死不相往来。
[4]睹：黎翔凤说：同“堵”。诛：责罚。
[5]眺：洪颐煊云：借为“逃”。逃离。
[6]诛：据张佩纶说，当作“殊”，不同、分别的意思。
[7]断：制定。
[8]乘马：军赋之称。乘，即“加减乘陈”之“乘”，亦即筹算。马，码，运算法码。古代征军赋，以田亩为据，所以此文称“乘马田”，即应纳赋之田。
[9]制之：形成固定的制度形式。
[10]陵溪：山陵与溪涧。
[11]食数：祭祀所用器具食品之数。
[12]本：此处指国家风俗。
[13]余：剩余。
[14]地与他若一者，从而艾之：此句“地”字，有学者认为应接上句，即“其君无余地”。然唐代尹注断句则属下句，今从之。又郭沫若以为“他”为“地”字之误，从之。“地与地若一”，即土地一样，都属于可以耕种者，只是未开垦而已。艾，通“刈”。斩杀草木，实即开荒。此段文字意思难明，诸家解说也分歧严重。以下注解采郭沫若、黎翔凤两家说。两家均以为此段文字涉及开荒拓地之事。
[15]者：“诸”字之省。始诸，即始于。
[16]杀：芟除，剪除。
[17]与于杀若一者：意为有人会参与开垦那些可以耕种的田地。与，参与。
[18]无封：即未被分封出去的荒地。
[19]王事者上：据李哲明说，此谓王者以实事为上，能勤其事者则封建之，即赏赐土地。
[20]上事：即事功为上。
[21]生：进。
[22]十禺：十个区域。禺，区。
[23]分免：分等而勉励之。免，勉。
[24]自后：后己。“先人而自后”，正是上句“不争”的表现。
[25]官礼：国家礼仪。司：掌管。
[26]昭穆：古时祭祀宗庙中，始祖居中，二、四、六世居左，称为昭，三、五、七居右，称为穆。离：位次等差。
[27]先后功：按功大小排先后次序之意。器事：治祭祀器物的事。
[28]守故：坚守故俗、老传统。
[29]高功：尚战功。下：以……为下，即死于战事的人，重在看其功劳大小，而不是死不死。
[30]食：酬劳。省：察。此句是说酬劳那些有功者先要看他给国家带来的利益，以此来鼓励大臣们。
[31]人争其职：各司其职，各尽其力。
[32]君臣掌：古代重要祭祀一般由君主主持，但有时也用大臣代行其事，所以说“君臣掌”，即君臣都有主持祭祀的可能。掌，掌管、主持。
[33]上下均：上下一样。意思是因为臣也可以与君主一样主持祭祀，地位一样。
[34]其亡兹适：“兹适其亡”的倒装。招致灭亡。
[35]役贤：使用贤者。
[36]聚宗：聚集宗族成员。朝：章炳麟说：借为“昭”。昭明，显示。杀：减少。此处指等级差别，亦即大臣与君主相比，等级有差。
[37]不轻为主：即大臣不能有与君地位相等的非分之想。
译文参考
“各乡有不同的风俗，各国有不同的礼节，民众安于本地风俗就不会离散。实行不同的礼法，民众就不会遭受困扰。使各地能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并堵截、惩罚流散者，人民就不会外逃了。使人民安土重迁，祭神祭祖的颂词与称呼也可以各有不同，这样就能保留民俗了。确定井田的数量，核定出军赋的数量，使之形成制度。在山陵溪涧立庙，恭敬地祭祀鬼神；按照能力等级差别使之得到相应的衣食和祭品，这样就能显示出对国家风俗的重视了。
“因此拥有千里土地的国家，俸禄自然丰厚而祭祀规格也高。国君无余财，就需开垦那些可以耕种但尚未开垦的土地。君主先开垦，那些可以耕种却未开垦的就会被开垦，其他人也会参与开垦可开垦的土地。因有追随者不断开垦，于是可开垦的土地不断得到开垦，这是大家参与开垦的结果。从那些未被分封出去的土地开始，能勤于开垦土地者就赏赐土地。王者以实事为上，霸者争取功效，二者都以农业生产为本。以十个区域为别，分别劝勉民众避免争斗，令大家都先人后己相互谦让。
“官礼的掌管，祖宗昭穆位次的差别排列，都要讲究功勋等级，讲究按功劳大小使用各种祭祀器物，这就可以使鬼神得到尊重，使古老风俗得以保存。逢有战事，以立功为上，以牺牲本职为下。奖励功臣根据实际的功绩大小，视其给国家带来多大利益，以此来激励大臣各自努力。同时，赏赐和劝勉应该以崇尚道义为上而不能用小利诱惑。五官争相尽职，国君便可以名闻于天下。
“隆重的祭祀典礼，要尊崇贤人，这时候君臣都有主持祭祀的可能。君臣共管祭祀之礼易导致这样的想法：君主和臣下的地位等同。可见，崇尚贤人是没有益处的，且足以造成国家的危亡。崇尚贤人的可能国亡，而人君会使用贤人则国昌。倡导正义而禁止暴行，尊奉祖先而敬事先人，聚集同族而昭明君臣等级差别，这些都能显示出君主地位的尊贵。”
核心内容解读
“乡殊俗，国异礼，则民不流矣”论及礼制、法律和习俗的关系，主张接受、尊重和包容习俗。文章认为，使人民安土重迁，祭神祭祖的颂词与称呼也可以各有不同，这样就能保留民俗了。接受保留了不同地域人们尊重和遵循的各种习俗，有利于民众归心和社会的稳定。
战国时期，诸国征伐频繁，社会转型，原来的周礼体系崩溃。但需要指出的是，战国社会性质出现变化，并不等于王权礼制已经完全失效或被新礼制体系取代，恰恰相反，战国时期虽然王权礼制受到破坏或说部分更革，但总体上并未出现新的礼制体系，
中原地区的社稷、宗庙祭祖的基本礼仪仍然延续。
在古代中国，祭祀活动中最重要的是祭天地，其次是祭祀宗庙，即祭祀皇帝祖先之庙。文中说 “陵溪立鬼神而谨祭”，“故地广千里者，禄重而祭尊”，“官礼之司，昭穆之离，先后功器事之治，尊鬼而守故”，越是强大的君主，对臣下的禄赏越丰厚，各种祭祀越隆重。
“上贤”“役贤”显然是尊重、役使贤能，但后者有较强的尊君色彩，也更注重贤者的实际能力和办事效果。所以篇中提出“王者上事，霸者生功”“先功后器”“高功而下死”“食功而省利”等原则。这正是对“祭之时上贤”的修正和发展。
后世祭祀体系发展得越来越完善，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撰进、宋代之后又被尊崇为国家礼仪书之典范的《大唐开元礼》卷一《序例上》中有如下记载：
凡国有大祀、中祀、小祀，昊天上帝、五方上帝、皇地祇、神州宗庙，皆为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孔宣父、齐太公及诸太子庙并为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灵星、山林、川泽、五龙祠等并为小祀。州县社稷、释奠及诸神祠并同小祀。
可知，当时的国家祭祀分为大中小三个等级。其中，大祀中的昊天上帝和它下位的根据五行思想分配在天的五方（中和东南西北）的五方上帝（感生帝—后述），以及与昊天上帝对应的地神—皇地祇，还有将中华全部土地分为九域的九州中作为“国之寄所”（《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而被奉为高位的神州地祇，都是天地系统的诸神。与此相对，宗庙是安置祖先牌位（神主）的庙宇，《礼记·王制》中有记载“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根据身份地位的高低，可以祭祀的神主世代数量有差异，只有皇帝才能祭祀众多祖先。总之，在开元礼中尽举了大祀范围内的天地之神和皇帝的祖先。
前段时间，与好友一起去游览北京历代帝王庙，近距离体会到传承几千年的对祖先宗庙的祭祀文化。历代帝王庙是明清时期祭祀中华炎黄祖先和历代帝王、功臣名将的皇家庙宇，是中国现存唯一一座专门祭祀历代帝王的庙宇。始建于明嘉靖十年（1531年），后历经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的调整，景德崇圣殿中共分七龛供奉188位中国历代帝王的牌位，位居正中一龛的是伏羲、黄帝、炎帝的牌位，左右分列的六龛中，供奉了五帝和夏商两周、强汉盛唐、五代十国、金宋元明等历朝历代的185位帝王牌位。景德崇圣殿东西两侧的配殿中，还祭祀着伯夷、姜尚、萧何、诸葛亮、范仲淹、岳飞、文天祥等79位历代贤相名将的牌位。其中，关羽单独建庙，成为奇特的庙中庙。历代帝王庙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而且也体现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脉相承的历史特点。我们在读经典看历史的时候，能够越来越深刻地发现、理解和体会历史与现在的深刻联系。学历史也就是在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现在和走向未来。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侈靡篇》论述侈靡问题的指导思想（续）
（二）“化变”和“用”的思想
《侈靡篇》历史观的主要内容，是“化变”和“用”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古今异势和采取不同措施的理论根据，也是作者论述侈靡问题的理论根据。《侈靡篇》中这种思想很丰富，表述得也非常精彩。
下面是关于“化变”的一些论述。
能摩故道新，奠定国家，然后化时乎？
问曰，与时化若何？奠善于侈靡。
民变而不能变，是棁之傅革，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
化之美者应其名，变其美者应其时，不能兆其端者菑（灾）及之。
天地不可留，故动，化故从新。
若夫神之动，化变者也，天地之极也。能与化起而善用，则不可以道止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则与神往矣。
以上论述，散见篇文各段，不是彼此连接的。寻绎其意，有以下几个。首先，作者认为，一切事物都不是静止的，而是在变化中的，新的要代替旧的（天地不可留，故动，化故从新）。这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事物的总的认识，这种认识无疑是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
其次，作者所说的“化变”，主要针对“奠定国家”而言。《管子》有一篇《正世》，专门论述这方面的问题。兹录其中的一段，以明“化变”的意义。
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故其立剂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贵于胜，胜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后下从。下从，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
由此可见，“化变”的中心意义，在于针对治乱之由，制定政策法令，变俗易教，以巩固君权。应该说，《侈靡篇》所说的“靡故道新，奠定国家，然复化时”的意思，与此是相同的。这种“化变”思想，就其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
显然，《侈靡篇》作者是根据这一“化变”思想来论述侈靡问题的。篇文所说“问曰，与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就是说，侈靡政策是最好说明“与时变、与俗化”这个道理的事例。这两句话，可以说是篇中画龙点睛之语。篇中关于侈靡消费的作用和政策的论述，都是这个旨义的阐发。问题是，从侈靡消费实行的“化变”，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化变”，它对于“奠定国家”和历史发展究竟有何作用？看来，《侈靡篇》作者把“化变”思想庸俗化了。
关于“用”的思想，在《侈靡篇》也是颇为强调的。在理论上既然提出“化”和“变”，在实践上就有“用”的问题。“侈靡”是个实际问题，它本身就是个“用”的问题。“用”在《侈靡篇》有使用、实践、功用等含义，它是“化变”思想的落实。除上引文中已经提出的“善用”问题而外，篇中还几次提出“问用之若何”，“而为之若何”等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了解答。应当指出，这“用”的思想，在古代唯物主义思想中是一个重要内容。荀况说，“制天命而用之”，韩非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都强调“用”的问题。不过就侈靡消费而论，篇中所说的“用”，与荀、韩就有所不同，而成为实用主义的“用”了。
（完）
参考资料
《巫宝三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 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18年10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