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四年（公元348 年），东晋朝廷念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夙有令名，授其护军将军之职，王羲之却屡次推托，不肯赴任。
扬州刺史殷浩写信劝他接受官职，王羲之在回信中剖白心迹，直言自己“素自无廊庙志”，本就没有入朝为官的心思，更说“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自从儿女婚嫁已毕，更是怀了古代隐士尚子平那般出世的心愿。
但他话音一转，又说：“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 哪怕自知无擅辩之才，也愿谨守使命，宣播朝廷威德，且自信绝非庸碌使臣，必能让远近皆知朝廷关怀无远弗届——这种价值，非居留护军府中可比。
出世的逍遥，入世的功业，他矛盾地渴望两端。进与退，全然取决于当时的政治气候。这种弹性，给了他人生巨大的回旋余地。此时的他，思想底色更接近儒家—— 孔子所言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恰是他此刻心境的最好注脚。最终，他听从了殷浩的劝告，准备有所作为：“若不以吾轻微，无所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
王羲之接受了任命，但护军将军实为虚职。心怀政治抱负的他，不甘于此，转而苦求实权要地——宣城内史。表面看，是朝廷拒绝了他的请求。背后，却是一场波诡云谲的权力分配。权臣殷浩本有意重用他，可他心仪的宣城郡，恰恰落在殷浩死敌桓温的势力范围。请求被拒，非因轻慢，恰恰是这位置太过敏感。
于是，殷浩为他安排了另一条绝妙之路：以“右军将军”的军职身份，出任“会稽内史”。这一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看似降级，实则既保留了中央军职的体面，又将心腹安插进自己掌控的经济核心区。自此，王羲之有了那个广为人知的别号——王右军。
赴任浙江，初渡钱塘，会稽的山水便击中了他的心。一见钟情，遂有终老之志。
这里山灵水秀，谢安、许询等大批名士早已隐居于此。与志同道合者聚，流连山水，探究玄理。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王羲之挥笔写下了不朽的《兰亭集序》。
这篇序文，作为书法史上一座无可逾越的高峰，千年来被后世赞叹膜拜，反倒盖过了其文辞本身的光华。事实上，单以文章论，它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千古佳作。
序文从眼前之景落笔，开篇满是畅然快意。“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是知己相聚的热闹；“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是山水环抱的清幽；“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是天公作美的顺遂；“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天时地利人和，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俱全，无一不惬意。可笔锋陡然一转，他从眼前的审美体验，坠入了深邃的哲学思索，从乐与悲的流转，追问到生与死的终极命题。
在他看来，世间的快乐从来都是偶然、短暂的。情随事迁，曾经让我们欣喜若狂的过往，转眼便成了陈迹，再难触动心绪。而人的生命，终究也会如这转瞬即逝的快乐一般，走向消亡，这怎能不让人悲从中来。
千百年间，人们经历的世事虽各有不同，可面对生死时的感慨却始终相通。这也是为何古人的诗文，总能跨越千年触动我们的原因。也正因如此，他直言庄子“一死生” 的观点是荒诞虚妄的。
生与死的边界，本就泾渭分明。绝不是你在思想中抹平了二者的差别，它们的客观界限就会消失。就像你把手指放在火上炙烤，绝不能因为心中认为火与水无异，就不会被灼伤。火烧指尖的痛感是真切的，不容置疑的，与水截然不同；死亡带来的悲恸也是真切的，与生的鲜活终究是两回事。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你我终将逝去，终将成为历史的陈迹。我们如何回望古人，后人便会如何回望我们；我们会为古人的感慨而动容，后人也定会为我们此刻的心绪而共鸣。或许，这就是我们今日临流赋诗、相聚于此，仅存的一点慰藉。
受限于序文的体裁，他无法将这份思索铺陈得太长；更何况在群贤欢聚的喜乐氛围里，这份乐极生悲的叩问，本就不便太过展开。
快乐与悲戚，生存与死亡，本就是横亘在人类面前永恒的命题。王羲之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他只是批判了庄子齐一生死的虚无主义，提醒世人直面生命的真实，以历史的维度看待当下的生活——“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不久，官场的意气之争给他带来了莫大的羞辱。
王述与他本自齐名，但王羲之向来轻视对方。王述母丧，留居会稽，王羲之接任其职，只上门吊唁了一次便不再过问。多年冷淡，让王述空等，心生积怨。
风水轮转。后来王述升任扬州刺史，成了王羲之的上司。他巡视各郡，独独绕开会稽，不给王羲之半点颜面。王羲之曾讥讽王述只配做小官，而今对方地位反超，他深感羞耻，竟荒唐地提请朝廷将会稽分出越州，欲借此脱离管辖，反遭众人耻笑。随后，王述又严查会稽政务，让他颜面尽失。
耻辱交加之下，王羲之终于称病辞官。他在父母墓前郑重发誓：此生永不为官。
辞官之后的王羲之，终于卸下了官场的枷锁。他与志同道合的知己好友，遍游山水，钓鱼为乐，“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
千里江山的跨度，让他彻底体会到了生命的自由。视野的开阔，审美的愉悦，让他的身心全然放松。在这场身心双修的旅程里，他抚平了官场失意的愤懑，超越了世俗的荣辱纷争，放下了心头的执念包袱，终于获得了内心的安宁与圆满。
此时的他，终于实现了当年的初心——“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他没有像尚子平那样彻底了断尘缘、遨游四海不知所终，他不必做一个拙劣的模仿者，却学到了尚子平精神的内核：当取则取，当舍则舍，当断则断，当行则行，全然遵从本心，坚守自己的价值追求。
他辞官的态度决绝至极，朝廷也因此再也没有征召他出山。卸下官职的他，终于可以全然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他依旧会关心朝政，会为朋友建言，却再也不曾涉足官场半步，对仕途彻底死了心。
从前为官时，他忧官、求官，患得患失，活得身心俱疲；如今无官一身轻，再无回头入仕的念头，只随心而行。他可以不远千里寻访药石，可以遍游江东诸郡，可以穷尽名山，可以泛舟沧海，全然随心所欲。
也正是在这时，他终于回答了当年写《兰亭集序》时，没能给出答案的那个问题：人该如何面对生死？
当年在兰亭，他落笔满是对快乐无常、生死有定的沉痛与悲慨；而此刻的他，早已看透死亡不足惧，人间值得快乐的事无穷无尽，甚至可以坦然说出，自己终将在快乐中走向生命的终点——“我卒当以乐死”。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王羲之用生命作答：真正活过，充分地体验过，死亡也可以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
在给好友谢万的信中，他写透了自己：“古之辞世者或被发阳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
这是真正的看透，真正的想通。他发现自己毕生所求的生活，不过就是眼前这般模样。这份念想，年轻时便已埋下，此刻不过是以另一种更贴合本心的方式，落了地。当年他怀着对尚子平的向往想要出世，如今“坐而获逸，遂其宿心”，看似路径不同，实则殊途同归 —— 终究是求得了内心的超脱，与生活的逸趣。
心有归处，自然知足常乐。他在信中写：“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
除了游山玩水，他也会去田间看看庄稼长势，和亲友知己举杯小酌，闲话桑麻，便觉心满意足。此时的他，不必拘于名士放浪形骸的人设，也能安享田园质朴的烟火气，活得越来越接地气，精神却越来越丰盈。
当一个人活得知足、尽兴、无憾，快乐何以可尽？死亡何以可惧？得失宠辱，又何以可扰心？
很多年后，当我们回望自己走过的人生路，会发现：那些年轻时的追求，最初的梦想，从来都没有被我们抛弃。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更贴合现实、更遵从本心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我们能从容、踏实地走在这条自己热爱的路上，该是何等幸运，何等幸福。
尼采说：“人要么永不做梦，要么梦得有趣；人也必须学会清醒：要么永不清醒，要么清醒得有趣。”晚年的王羲之，便是如此。他既圆了年少时的归隐梦，梦得尽兴有趣；也活透了人间的起落，活得清醒，更清醒得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