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是边陲小城市黑河的一名出租车司机，一辆绿色的夏利出租车，起步价是6元。

我们需要包车去瑷珲，上车一番讨价还价后敲定了价格。大约半个小时的车程让人不得不开始闲聊。

大姐说，我是齐齐哈尔人，来到黑河还不到一年，跑瑷珲这还是第二回。

大姐她说，我家两孩子，大的是女孩儿，11岁，小的6岁是男孩儿，要带人工耳蜗。

大姐她说，大的刚出生的时候她就觉得不是很对劲，别的小孩睡觉的时候对声音可敏感了，若是被吵醒了都会哭，但是她的女娃儿睡觉特别老实。她对婆婆说小孩是不是有问题，还被婆婆训斥了。那时候他们村里的医疗条件也不行，没有办法出生后就检查小孩视力听力的。后来她越来越觉得不对，就抱着娃儿去了哈尔滨。一去了哈尔滨就给她直接判了死刑。先天聋子。

大姐她说，那时候医生说了，想要治疗只有一个办法，做人工耳蜗的手术，费用大概是30W。但是那时候我们屯有哪个能拿得出30W，多大一笔钱呀，屯里最有钱的人家攒十多户差不多能拿出个30W。那时候我们屯里能有个万元以上的钱的就不错了。而且那时候医生说这个手术现在国内做过的人还是不多，就那么几例。所以效果什么的也还不好说。

大姐说，就这么的，老大就没做手术。

大姐说，第二个是个男孩儿，没想到，还是先天聋子。我家和我老公家也没人有这毛病呀，怎么我的两个孩子都这样呢？这时候条件也稍微好一点点了，医生也说这个还是要治疗。那时候这个手术也比较成熟了，患者术后的恢复也挺好。医生还让我去看了做了手术后的病人。所以我就跑去哈尔滨的残联寻求帮助，把自己的情况跟他们讲了。当时他们听了后也觉得两个小孩都这样真的挺可怜，就说想办法看看能不能申请到国家资助手术的名额。但是这个名额哪是想要就能轮的到的呢，于是就送了几万块钱的礼，就这几万块钱我还是借钱凑的呢。这么的，就排到了名额，让老二把手术做了。

大姐说，虽然老大话不会说，但脑子聪明着呢，看了弟弟做了手术，每天都写字给我们看说要做手术，想要听得见。你说做爹妈的哪受得了这样。于是我只好再跑去哈尔滨找残联，但是老大那时候年龄已经过了，没法享受国家的政策了。但我就求他们呀，不然老大真的太可怜了，看着弟弟能听得见，自己却听不见。我知道年龄已经过了没办法再享受那个政策了，但让我见见你们的领导。

大姐说，我以前也没跟领导接触过，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办。说是领导不好见，不是想见就见的到的。要预约才行。我说约就约呗，只要见得到就好。其实他们已经把我情况跟领导说了，后来见面的时候领导大概都知道。最后想了办法打电话给了人工耳蜗的厂商，最后商量了一个半价。这个时候能省一点都是好的，于是就攒了钱让老大也做了手术，花了15W。术后康复三年，又花了15W。现在我和老公轮流出车，一年下来的钱刨去了吃喝，刚好就能让两个孩子治病。这个人工耳蜗老坏，总部在北京，每次坏了就得寄过去。换一个就几万。我都不知道这几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大姐说，还是好人多呀。那领导就是救命恩人呀。每年过年我们都还要去哈尔滨送礼，虽然知道领导也看不上我们那么千把块钱的东西，但是这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

大姐说，现在老二除了偶尔发音有些不准，其他和正常人没啥区别。老大就不行了，虽然现在也基本能听得懂，但是反应还是要慢一些，说话的调也不对，一眼就能看出来有问题。这几年我都没怎么睡过踏实觉，都不知道这几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大姐说，黑河这里冬天太冷，出去半个点整个人都能冻透。气候还是齐齐哈尔强，不过我老公的亲戚都在这里，就过来了。而且在老家更不行，也干不了啥。除了出车也不知道还能干啥。我见到我那大侄子儿就跟他说，现在也就只能指望你了，要好好读书。我这两孩子能说清楚话我就知足了。农村的孩子，想要有出息只有靠读书，别的真没什么法子。

大姐说，有时候拉了客人有人聊天说那个愁呀，我看他们有车有房有钱的，也整天愁这样那样的事情。我想想他们的事儿要是搁我身上，我都不觉得有啥也愁的。大概不管怎么样，人都有愁心的事儿。

这不是小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