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酒一杯

柳宗元官场沉浮大半生，不啻一堂警示教育课：以一个纯粹文人的视角和情怀，是难有机会当成一个好官的。

1）

人生在世，必有所追求，低级的追求是不断满足对物质的占有，高级的追求是对现实人生价值的渴望。

什么是人生价值？古人的理解不外乎两种，一种是道家的清心寡欲的出世哲学，一种是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入世哲学。

今人的理解更为复杂，貌似崇儒者居多。每逢公务员招考，趋之者如过江之鲫，是不是本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去的，只有当事人自知。

从小到大，我们接受的教育，其核心思想就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苦逼读书那么多年，所为何来？

老祖宗给出了标准答案：“学而优则仕”。这个答案如同一碗春药，刺激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放下诗的行囊，削尖脑袋、血脉喷张，往那窄窄的官途上倾扎。

2）

在唐代的社会统治结构之中，以“文才政能”进身的庶族文人是占据重要地位、起着重大作用的阶层。

在唐王朝的不同发展时期，这一阶层的地位和命运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他的代表人物也起着不同的作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柳宗元就是这个阶层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

公元773年，这是在“安史之乱”平定20年后，一段相对和平的年代，柳宗元出生、成长于一个官宦之家，书香门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中唐后期，李家王朝政权斗争错综复杂，官场之人的眼里，早已没有了诗和远方。这个残酷的现实，对于“少有才名”的柳宗元而言，还只是个遥远的故事。

唐贞元九年（793），柳宗元20岁，考中了进士。这位年轻才俊怀揣着诗意的浪漫和济世的情怀，一脚踏进中唐王朝的庙堂，希冀用自己的学问和见识，去实现他“辅时及物为道”、治国扶民的理想。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一介文人如斯，指望又吃粽子又粘糖，便宜都让你一个人占，这想法含糖量也太高了些。

3）

按唐律，进士及第并能马上做官。柳宗元等了5年，终于荣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

这个职位“从九品上”，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编审，官位不高，但是有机会读书写作，这在一般文化人可谓梦寐以求。

但柳宗元不想做一个寻章摘句、皓首穷经的“腐烂之儒”，而希望 “行乎其政”以“理天下”。

思想指导实践。柳宗元从国图编审到蓝田尉，再到监察御史里正，辗转几个岗位过程中，结识了王叔文，这位可是皇太子李诵的老师啊！

王叔文明为太子师，暗藏宏大政治抱负，经常与太子讨论国家大事，深得太子信任，并且形成了一个包括柳宗元在内的政见同道朋友圈。

唐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病死，太子李诵继承皇位，王叔文执掌朝政大权。

好朋友的境界，就是懂得分享。王叔文够朋友，很快把柳宗元晋升为正六品的礼部员外郎。

时年33岁的柳宗元一跃进入权力中枢，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要和王叔文等一干政见同道者一起向前冲，打算冲垮宦官势力，抑制强藩，进用贤能，减免赋税，革新弊政，等等。

革新派的目的很明显，帮皇帝收回利权，强化中央集权。这些措施饱含满满的正能量，甚至反对革新的大文豪韩愈也承认，这次革新产生了“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的效果。

和历史上所有改革运动的命运差不多——“永贞革新”推行了半年，民众还没有得到实惠，权贵的奶酪没怎么受切割，革新派受伤不轻，皇帝被逼下台、革新派成员惨遭流放，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就此宣告失败。

4）

“永贞革新”派系之所以招致失败，有一个致命伤：改革者所依凭的靠山，体弱多病又掌权未稳的李诵，根本就靠不住。

皇帝身为一把手，都吃不住宦官和保守派官僚的夹攻，王叔文、柳宗元等革新派一干人等又力量悬殊，落败是必然的。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八月，唐顺宗被迫进行禅位于太子李纯，即为唐宪宗，改元永贞，史称“永贞内禅”，唐宪宗即位后，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永贞革新宣告失败后，其主要人物十人均被贬斥，史称“二王八司马”。柳宗元被贬往永州（今湖南零陵）任司马。

名义上，司马是个官，但实际却没有什么权，当然也就干不了、干不成什么事。

西方谚语说：“天助自助者”，用中国话翻译过来就是：“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柳宗元遭贬谪，政治上的失意，反而给了他发挥诗文才华的时机。

别人不拿他当干部，他就当自己是游客，走到哪儿游到哪儿，边走边边思考，提笔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

柳宗元是个有意思的人，他为了表示自己始终没有放弃政治理想，还振振有词地创造了一个“观游为政”的概念，放在今天，就是一篇头版头条的政务新闻；可惜当时根本没人搭理他这茬。

5）

文人的政治抱负，往往大而虚空，不切实际。用文人的性情与情怀，去把政治理想贯穿于施政实践中，不一定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我们常说，文如其人。一个人的性格如何，可以从他言语思想加以观察。

柳宗元终究是个文人，他习惯用文人的视角看待政治，就难免生成理想主义。他常用寓言文章表达政见思想，比如那篇《种树郭橐驼传》，借着种树人的口，说出了一大套治国理政道理。感动到了大才子金圣叹，点评这篇文章说：“纯是上圣至理，而以寓言出之。”

其实古人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什么治大国若烹小鲜，种树好比治政之类言论，放在政治家跟前，那就是理论指导实践；放在文人眼前，不过是眼高手低——理论上是巨人，行动中就会变成矮子。

俗话说：敲锣买糖，各干各行。

种树者把树种好，治政者把政事厘清，亦如读书者把学问做好，各按本职做好该做的事，才是社会需要的理想状态。

6）

柳宗元接二连三遭贬谪，做了十年的南荒“系囚”，王朝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元和十年初，新皇帝决定重新启用柳宗元。

真文人的想法是很纯粹的。这年一月接到调令，柳宗元兴高采烈赶往京城长安。途中路过汨罗江口，柳大文豪心情奇好、诗兴大发，脱口而出《汨罗遇风》诗：“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这是又有了生逢圣世的信心，自比屈原的命运好了许多啊。

他乐观地以为，这次回到京城必定高官厚禄等着，路边春光鲜花迎着。

真文人做不了政客，也就不懂得政治斗争有多么地错综复杂。

一个月，到京城长安也就一个月而已，柳宗元的京官梦想破灭了。

王朝权力中枢朋友圈不想让他加入，柳宗元再次遭贬，被派到古人视为蛮荒之地的柳州，也就是现在的广西柳州市担任刺史。

好在文化学人，终究能够以诗文寄托情怀，边走边吟诗，走了将近半年才到柳州。

7）

当时的柳州是啥样？《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天宝年间这片土地上人口11550人，数字不一定准确，但至少说明这里人烟稀少，加上远离中原政治经济发达地带，地处荒凉是可以想见的。

想当京官没当成，被派到这么边远荒凉地区，已届中年的柳宗元守不住恶劣、危难的环境，精神上的压力过大，身体健康状况如同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曾经的政治理想抱负，施展起来也是有心多于无力。

作为一个有心为民做些实事的官员，无论走到哪儿，都应该脚踏实地、因地制宜，不妨将自己的所谓政治理想抱负就地实践。

柳宗元没有放弃“辅时及物为道”、治国扶民的理想信念，在柳州期间，他干成了一件闪亮的政绩——解放奴婢。

唐代虽有禁止买卖奴婢令，但是从皇宫到达官显贵、豪门望族，蓄养、贩卖奴隶仍然普遍存在。

8）

说相声的小岳岳说“这事我忍不了”，柳宗元也忍不了，他利用主政一方行政首长权力，出台严令，强制要求那些蓄养奴隶者给奴隶确定服役期限，计算劳动报酬；服役期满必须自动解除奴役关系。

这事在柳州干成了，后来在袁州任职时也试行了，但影响力有限，毕竟当时社会风气使然，稍微有点身份的门庭，都有蓄养奴隶，包括柳宗元自己家里也养着“女隶”。

柳柳州的第二项政绩是致力于普及文化教育。包括倡导儒教、修孔子庙等等。

旧时社会，以文化人是必要，但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同样急迫。

纵观柳宗元主政柳州四年间，确实干成了一些民生实事，促使地方发生了巨大变化。韩愈在《柳州罗池庙碑》里赞扬说：“……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柳民既皆悦喜。”

9）

柳州四年，柳宗元秉持着“吏为民役”思想情怀为民办实事，赢得好口碑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只可惜柳州地方很小，他的所作所为影响力有限，也难以为自己的仕途书写辉煌丰碑。所以，他在《送从弟谋归江陵序》里感慨自己“上惭王官，下愧农夫”，其实透着真文人难以当好官的无奈。

还是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得恰如其分：“即使让柳宗元得到了自己所希望的，可以在一个时期内出将入相，但是用仕途上的得意来换取他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何者为得，何者为失，必定有人能分辨得一清二楚。”

中唐以降，李唐王朝曾经的兴盛与声威已经不复存在；但其政治基础还算稳固。

柳宗元作为时代培育出来的文人精英，理想主义色彩浓厚，他一次次劝告统治者，应该把顺人之欲、遂人之性当作行政的主要原则；殊不知，无论何时，统治者也不会真正拿普通民众的“欲”和“性”当回事。

纵观柳宗元的仕途之路，虽积极参与到实现斗争之中，但他始终以一个文人的视角看待社会、判断政局，最终导致其在斗争实践里，没有能够实现他所期盼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却被时势造就成为一代思想、文化的伟人。

柳宗元一生所有成就，于唐王朝也许是不幸，于后世千秋万代实在是大幸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