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终篇，鲁迅以冷笔勾勒范爱农，这个与鲁迅命运交错的人物迥异于书中的温情回忆，展现了被时代洪流吞噬的悲剧样本。
东京留学生同乡会上，众人为徐锡麟案激愤主张通电时，他冷然：“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在集体的亢奋中显得尤为刺目。他的行为是在对抗着形式化的抗争，是清醒者拒绝融入群体的自觉。
然而表象之下潜伏着炽热的救世情怀。辛亥革命绍兴光复后，范爱农形象突变：“穿着旧布子不大喝酒，少有功夫闲聊天。”此时的勤勉办事折射出被压抑理想主义的迸发，其前后反差鲜明。早前的颓废非本性使然，实在为报复无门的苦闷。而新时代的曙光唤醒了他参与社会改造的冲动。
可悲的是，当革命幻想破灭，故里重归压抑，他的精神世界彻底崩塌。范爱农又成了革命前的模样，他缺乏鲁迅式韧性的精神，其理想过于纯粹而无法适应现实的污浊。精神构造过于精致而难以承受重压。
范爱农最后死于溺水，不管是自杀还是意外，他都是一个时代悲剧的缩影。一个有志之士、爱国青年被现实一次次打败，范爱农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性格的弱点。更是时代洪流对有志之士的打击，在他身亡之后，只剩下他的女儿和夫人，有几个人想集一点钱做他女儿将来学费的基础，而族人都在抢夺这笔款的保管权，结果发现——他一无所有。给范爱农的形象又蒙上一层悲剧色彩。他为革命事业奋斗却命运坎坷，经历了同乡会上的冷眼，酒楼中的坦露，又经历报馆案风波。但他的人生不是悲剧，他对黑暗社会有着清醒的认识，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进步人士交流，寻求改变的可能，他的一生有着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