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价高企的原因，在电影中被一个完全用来拉仇恨的药企代表给囊括了，从而将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巧妙地抓花为了黑心企业为了追求利益而枉顾生命，不但枉顾生命的价值，也枉顾生命的尊严，这么一个善恶二元对立的问题。
可事实真的如此么？
所有科研行为几乎都面临着大量专业培养的人才、花费巨额资金、经过数年、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投入，而后却一无所获或者收获甚微的可能结局。
何况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所有药，一种药就算最后被研制成功，患者的数量如果不多的话，为了挽回成本，平坦下来的药价自然就高——难道我们要药品研发人员自己掏腰包救人么？那谁来救他们？
科研本就不是投入必有产出的行当，而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且很可能零收益的行当。我们不能要求病人佛系等死，就如我们不能要求科研人员佛系生存一样。
这里的问题在于：患者的数量远多于科研人员的数量，患者的生活圈也比科研人员的生活圈更贴近普通人，所以普通人的情感容易被前者带走，而对后者却缺乏感知——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脑海中的科研人员恐怕还是白大褂、摇试管、鸡窝头、生活无规律且宅的白人男性，这种狭隘到职业歧视程度的偏见的盛行也恰好表征了普通人对科研人员的感知近乎为0。
而，凡人理解事物，不是通过事物的本质来理解事物的，而是通过自己的朋友圈与自己的感性认知。
因此，研制新药的艰苦普通人并无法知道，他们能知道的只是穷人只能等死。
这就已经跑偏了。
事实上，药价高企的原因有哪些？
巨额科研投入是一项，企业盈利需求是一项，然后就是各种流程中的加价，这点是一大项。
企业盈利需求有错么？
没错。
企业不是慈善，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世界，企业都不是慈善——慈善应该交给专门的慈善机构来做，而不是企业。
既然企业不是慈善，那么盈利就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可以去争辩盈利多少是合适的，多少是过分的，但不能否认盈利，否则，还是上面的问题，科研人员为什么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换取完成不成比例的收益呢？
人间没有神，有的只是凡人。
有些企业的盈利幅度的确很过分，比如某抗艾滋病药，有个华尔街的商人在买下了专利后把市价给翻了55倍卖出，这种就属于赚救命钱。
这类明显定价过高的，自然值得大家去鄙视，但在当下的商业行为规范中，你除了道德指责却是无计可施，除非能从别的地方抓到这类人的痛脚，给丢进垃圾堆里。
商业盈利诉求，只要不过分，都无可厚非，那那些加价环节呢？
比如关税（5%左右），增值税（17%左右），医院加价（15%左右），流转费用（据说20%左右），以及一些不正当或灰色领域的加价，最后同一款药，在某地区的售价可能比别的国家高出一倍多。
这部分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么？我们在生活中看到过么？
事实上，我们有可能在电影中看到么？
我们能看到的是，现实生活中有人在医院内外，哭着求药，或者哭着等死。
以及电影中为了简化问题而设置的一个靶子。
从这点来说，韩国人虽然踢球很脏，但在电影方面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从根本上来说，这不电影是一个异化版的电车疑难。
原始的电车疑难，是有两根铁轨，电车所在的铁轨上有五个人，隔壁铁轨上有一个人，你可以控制一个开关，让电车跑到隔壁铁轨，那么你会不会换？
人们往往将“不作为”不作为一种“作为”，于是绝大部分人都为了不让自己的双手染上鲜血而选择不换轨——从而用一种不作为的方式执行了杀人的作为，血溅了一身但双手是干净的。
药价的电车疑难中，电车所在铁轨上还是五个人，但另一个铁轨上有一群人，他们站在铁轨延伸到的地平线的远端。你数不清到底有多少人，可能比五个人多，也可能比五个人少。甚至你可能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一群人的存在。那么，现在，你换不换？
电影中的电车疑难，则在隔壁铁轨上一个人都没有，而且明确告诉你一个人都没有，那么你现在换不换？
这个问题很简单，答案简单明了，没什么悬念。
这就是艺术作品：将想表达的表达出来，最好还能引起观众的思考与争论，但并不需要把真实的全貌都表达出来，这不艺术。
人是很容易被情绪带动的生物。
比如，我们看到小孩子死在了海滩上，天然地会有一种情绪就是感到悲伤，从而对于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感到厌恶——但此时被情绪充斥的我们很难去分辨这个原因到底是真实的原因，还是被人编排了专门为了告诉你而存在的原因。
我们看到大人与小孩分开关押，自然会想到法西斯与集中营，所以自然会产生厌恶的情绪，从而丧失进一步思考的能力。
我们看了难民悲惨的照片后，自然会升起一定要救助难民的冲动。
我们听到与看到王传君饰演的吕受益清创和自杀，自然会陷入情绪中。听到老奶奶说自己不想死想活，听到程勇说黄毛只是想活命有什么罪，自然会认同生命无价的理念，因为情绪已经被渲染到位了。
但情绪只是一种冲动，它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往往还能带来问题。
可，这种冲动及其所带来的一种坚持，已经成了一种新的正确。
如果有一种情绪足够强烈，同时又足够大众，接受度足够高，那么无论这种情绪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所有能满足这种情绪诉求的行为与想法，便会被认为是正确的。
因为情绪是人际之间最容易传播的一种信息元素，它的传播足够快也足够广，从而能比别的信息更早更广泛地取得民意支持。
而古人告诉我们，得民意者得天下。
但没人来管这民意到底是什么，因为民意是什么并不重要，支持这种民意的人到底有多少，这个才重要。
这可以认为是现代政治的一种无可救药的疾病了，且没有格列卫能治。
所以，在电影的情绪引导下，我们发现，我们已经完全被引导到了对国外制药业的憎恨之上了，认为它们只知道赚钱，不顾人命。
但事实是什么，却很少有人去追寻——有是有，但不多。
所以，人类的唯一疾病难道真的是穷么？
对，税收与死亡对所有人都平等，这种话只是偏偏小孩子的妄言罢了。税收与死亡对富人和对穷人是截然不同的。
但这是问题的原因么？这只是问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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