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整理老屋杂物时，再次看见那只瓦瓮的。它蹲在仓房最暗的角落里，瓮口覆着一片磨得发亮的青石板，周身披着岁月沁出的、哑光的黑釉。拂去积尘，掀开石板，一股气味便幽幽地浮上来——不是霉味，而是一种沉静的、泥土的甜香，混合着地气与时间的凉意。瓮是空的，但这气味却像封存的魂魄，瞬间将我拽回四十多年前的秋天，拽回那段被红薯贯穿的岁月。这瓮，曾是红薯的宫殿，也是那个时代，我们全家过冬的指望。
那时的秋天，是由一种近乎虔诚的忙碌开始的。天空是高而远的湛蓝，地里的红薯藤经了霜，由墨绿转为一种疲乏的紫黑，匍匐在赭黄的土垄上。大人们估摸着节气，说“霜降杀百草，再不起红薯，就要糟蹋在地里了”。于是，全家老小便像一场庄严的仪式，开赴那片坡地。父亲的镢头高高扬起，又沉沉落下，切入土里，再用力一撬，一嘟噜胖大的红薯，便裹着潮润的土腥气，豁然呈现在天光下。我们的任务，是跟在后面，将那些纺锤形的、椭圆形的，带着深深纵纹的块茎捡拾起来，抖落泥土，归拢成堆。那新破开的红薯，断面是羞怯的乳白，顷刻便氧化成一抹淡淡的、忧郁的妃色，渗着清冽的汁液。空气里弥漫着根茎植物被解放出来的、生腥的甜。
收获的喜悦是短暂的，紧接着是更为繁冗的储存。鲜薯娇贵，冻了会烂，热了会发芽。于是，挖窖便成了入冬前最后、也最重要的一件大事。父亲相中院角一块向阳的坡地，一锹一锹，挖出一个一人深的竖坑，再在坑底横向掏出一个鼓胀的“肚子”。那便是红薯的“冬宫”了。窖挖成，铺上干燥的麦草。我们孩子便排成一队，像传递生命的火种般，将红薯一个挨一个，小心翼翼地递下去，由窖底的母亲，将它们一层层、一圈圈，码放得整齐妥帖。窖口最后要用厚厚的秸秆捆封严，再压上石板。仿佛完成了一个关乎家族存续的、神秘的契约。从此，地上的风雪便与地下的暖甜，在两个世界里各自流转。
红薯上了桌，便显出它朴素而霸道的全能。它几乎占据了餐食的全部维度。清晨，是照得见人影的红薯稀饭，黏稠的汤里沉着几块煮得透明的薯块；晌午，是笼屉里蒸的红薯“疙瘩”，剥开焦褐的皮，露出金黄的、流着蜜的瓤；晚上，或许是一锅红薯面掺了榆皮面擀成的“饸烙”，颜色灰黑，滑溜却难以下咽。最珍贵的变换，是将红薯煮熟，在案板上细细捣成泥，掺上仅有的一把白面，在抹了油的锅上，烙成两面焦脆的红薯饼。那一刻的油香，便是童年至上的飨宴。
然而，这“情”里，始终掺着一味扎实的苦。红薯吃多了，胃里会泛起一种烧灼的酸，那感觉不尖锐，却持久地钝痛着，乡人称之为“烧心”。夜里，常能听见母亲在炕上轻轻翻身，发出一声压抑的叹息。那叹息里，便裹着红薯难以消化的沉甸。于是，红薯的“甜”与“烧心”的“苦”，便如光影般纠缠在一起，构成那段日子最真实的味觉记忆。它是一种让人爱恨不得的依存，是活命的保障，也是贫困烙下的、隐隐作痛的印记。
多年后的今天，红薯被摆上了精致的超市货架，标签上写着“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它在烤箱里被烘烤得恰到好处，成为都市午后一份健康的甜点。我的孙儿捧着它，小口小口地吃着，嘴角沾着幸福的蜜汁。他吃得那样自然，那样理所当然。
我只是静静地看着。我没有告诉他，这只瓮里曾装过一个家庭的冬天，也没有告诉他，那种甜曾混合着怎样的烧灼。有些窖藏，一旦打开，气息便足以淹没整个厅堂。我将青石板轻轻盖回瓮口，将那股甜与苦交织的、沉甸甸的气味，重新封存回时光的深处。有些历史，无须品尝，仅凭记忆的嗅觉，便已足够磅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