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第15篇：

大佬刘晓光们给中国式众筹的启示（2）

第二天一早，企业家们又坐进会议室里，进行无记名投票。刘晓光最终当选会长。当他掏出早就写好的当选感言时，台下“哄”地笑了。监事会也经选举成立。监事长马蔚华召集监事会成员开会，刘晓光踱进去想旁听，结果，被“请”了出去，对方说：“这里是监事会，是监督你的。”上海美通无线公司总裁王维嘉是落选者之一，他主动要求上台发表落选感言：“因为我们的落选，你们的当选才有了合法性。”在他看来，那一晚，大家在混乱之后最终达成共识，“一下就把协会的文化基因形成了”。那一晚，发生的一切，也一下把王石吸引住了。本来，他是因为“给面子”才来参加大会的。筹备组“内定”他当副会长时，他并没有特别兴趣，但也没反对。“我当时的兴趣点就不是治沙，而是通过治沙大家走到一起。后来突然发现，大家在找一种共同语言，这种共同语言就是最基本的民主程序。”

那一晚，带给刘晓光的冲击最大：“我没想到我们设计的选举程序全部被推翻了，我没想到我们辛辛苦苦干这么长时间就这么被推翻了。”在他失眠的那个晚上，他决心今后尽可能按照民主的程序来“执政”，尽可能把大家团结在一起。

尽管那个晚上这位国企老总充分领教了民主的“效率低下”，觉得“比起在单位的集中差多了”，“但民主本身有很大的力量，是能够把大家积聚起来的东西，是一种能服众的东西。”5年之后，当他回顾协会的发展历程时感叹：“如果没有这东西，这些人坚持不下来，可能早就散了。”“你会发现，其实多数人内心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杨鹏说，“如果当时没人反对，就会按照老传统往下走，有人提了，大家就会认为新办法是对的。”后来，东莞一位不那么知名的企业家杨利川说：“这就是一层窗户纸，只是说由谁来捅破的问题。”

“千万不要叫全国人民看笑话”

那时候杨利川还没有加入这个组织。他是在网上看到协会成立的消息。“我当时感觉，这就是我期待的那个东西。”他说。

这位北京大学哲学系77级的毕业生，许多年来从未停止过对社会的关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校园里参加人大代表竞选。1990年代，他从河南某县县委副书记的职位上离职，试着以“当时体制内允许的最超前的方式”去组建经营一家国营企业。随后，他抱着摆脱国企弊端的愿望，南下广东，去尝试一种新的企业模式。

“到2000年前后国内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这时候，我觉得，该有一种新的东西出现了。”这位东莞东亚包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说。

所以，当他看到一帮企业家共同发起成立这个环保公益组织的消息后，第二天，在一家高尔夫球场练球的时候，就给一位朋友打电话，然后辗转联系到协会，接着就把钱打到了协会的账上。虽然那时他“连NGO三个字母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不过，“自投罗网”后不久，杨利川就发现，这个组织某种程度上陷入了“迷茫”。

在月亮湖边畅谈起未来和梦想时，几个企业家甚至还满怀浪漫地在沙漠里裸奔了一圈儿，但许多人很快意识到，尽管他们个个都是经营企业的高手，但对于治理这样一个环保公益组织，大都是外行。

“原先觉得，100个企业家，到那儿还不把小小的沙尘暴给治了？”王维嘉说。然而请来中科院的专家进行了几次知识普及之后，他们才认识到，沙尘暴根本消灭不了，只能减缓荒漠化的进程。自然因素不可改变，只能改变人的生产生活方式。

那么协会能干什么？企业家们一时无法达成共识。有人提议种草种树；有人觉得把人畜全部迁出，生态会自然而然得到修复；有人主张办个商会；也有人建议干脆把这些钱存起来去做投资……

好在，当企业家们还没搞清到底要干什么之前，协会执行团队的项目官员和志愿者们已经开进了阿拉善的村子里，协助村民搞起社区建设项目：让农牧民自己选择、自己做主来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真正成为生态保护的主体。

然而一向主张走“公司主导的产业化模式”的副会长宋军，却极不赞同协会的这种做法，他决定另行成立一个协会。这一事件，在几个月内竟未引起会长们应有的重视。

“当时很多人都没过脑子，觉得这只是件小事情。”副会长张树新分析道。她当时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大家不够较真儿。“如果对公共利益不较真儿，将不利于公共的种子生长”。

杨利川从张树新那里听说了这件事，很郑重地提笔给会长们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分歧倒也罢了，居然搞到另立门户，可见我们在游戏规则上的脆弱，以及在理念上是多么缺乏共识。”

他又联系到一段时间以来协会开会没有规则，理事们随意缺席，会长们在会上东拉西扯、草率投票等种种状况，在信中直言：“我们既然已经投入到这个组织中，出了钱，那就应该首先在这个组织中体现公共精神，比在其他组织更加尽职尽责。”

“千万不要叫全国人民看笑话。”在那封信的结尾他写道。

据说这封信“挺起作用的”。信发出4天后，几位副会长相继从出差地赶往北京，根据张树新的提议，会长和副会长们“一个不少地”坐到了一起，坦率交换意见，讨论协会工作，并且进行了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