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爱情从沉睡中醒来
轩哥:
算来我们诀别已整整半年了。犹忆去年年底热情的狂欢之夜.....不料在欢聚背后潜伏着的是别离，我竟在年终那一天随侍家父匆匆地回到岭南的故乡去了。这不期而然的离别，竟使我不及通知你，没有一个握别的机会，直至邮船已经航入了南海的时候，我还遥望着黄浦滩头的云在惆怅呢!
说起来，原是一段不堪重提的旧事。当我还是五六岁时，我的姑母曾在家父面前提起我的婚事，要把我许配她的儿子，比我大两岁的表哥。家父亦以表哥“人颇忠实，无时下少年虚浮习气”，毫不迟疑地给予了她最满意的回答。为了这件伤心的事，我用了自己全部生命反抗，挣扎;我含着眼泪，怀着悲苦，用最决绝的态度来蹂躏家父凝视之心。向来是意志坚决的父亲，究竟是老了，经不起他爱女的婉转啼哭，经不起他爱女的柔情苦求....无可奈何地取消这协议，赦免我的死刑。
轩，我现在应该含着眼泪微笑地告诉你:“我们仍旧紧牵着朝前上吧。”
你的妍巧
六月十二日香港
甜蜜，苦涩，觉醒，抗争这封民国初年的信函，呈现出了一个时代特有的情感记忆。
说起来，民国，大约是情书最盛行最辉煌的时期。名人情侣、普通恋人，纷纷用笔互诉衷肠。而在这之前，尺牍传情是有悖伦理的，结婚遵循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情相悦的自由婚恋是被当作“洪水猛兽”打压的。直到百年前，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后，西方自由婚恋思想涌人，开了眼界的国人才如同伊甸园中偷食了智慧树禁果的亚当与夏娃，猛然“开窍”。他们开始冲破旧婚姻礼俗的枷锁，大胆去追求自己的“终身幸福”。很快，“逃婚”“私奔”，这类非常态的婚恋现象开始频频出现,并迅速演变成一种“时尚”。据统计，仅1920-1931年间，上海《民国日报》有关逃婚的新闻报道与启事就达一百多条。
女作家谢冰莹就曾因屡屡逃婚而扬名一时。谢冰莹3岁时，家里就将她许配给了世交的儿子萧明。待成年，家人便张罗着让两人成婚。谢冰莹坚决不从，以死抗争，并三度逃婚，可都被母亲抓了回来，最后还是被一顶花轿抬到了萧家。但不久，谢冰莹假借到某女校任教，从萧家逃走，来到长沙找到萧明，一起登报申明解除了婚约。
有压迫就有反抗，有抗争就有失败。在重庆，有一个叫蒋继录的女学生，与一个男同学相恋私奔。父母大为恼怒，认为她辱没了门风，决定惩罚她。父亲写信给女儿，声称只要她回家，一切好说。女孩见信，欢天喜地地回来了。没想到，推开家门，迎接她的是一口阴冷的棺材。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她已被下了死亡判决书。她的父母、叔婶，全家出动，注射吗啡，用沙袋闷，弄了整整一夜都没弄死，第二天清晨,把她装进棺材，活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