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记得，那时候还有人卖水。凉甜凉甜的水，一杯子五分钱。卖水的一般为少男少女，他们用铁桶盛满了晾凉了的开水，搬个小凳儿，把扁担横在水桶上，上面盖条毛巾。用吃完了罐头的玻璃瓶子装水，然后加入色素、糖精，所以才好看又凉甜。各种各样颜色的水，摆在一长条凳上，显得既瑰丽，又迷人，充满着诱惑力。那时候对于青黄不接的我来说，无疑是具有致命的诱惑力的。我曾不止一次，站在卖水哥哥或姐姐的不远处，看着他们戴顶草帽，聚精会神地读一本书。偶尔吆喝那么一声，满是羞涩和高兴。那声音，清脆悦耳，朝气蓬勃，充满生命力。当然，农历四月，冰棍儿是少不了的。我们经常给家里人要钱，其实大多数时候去买了冰棍儿吃。那时候，哪有钱啊。五角钱拿在手里，那都是沉甸甸的，能干好多事儿。冰棍装在一个木箱子里，外表用宣传纸糊住，是油印的，红色的，上面画着一个穿着花棉袄，头发干练，眼睛明亮，脸蛋苹果般白里透红的一个姑娘看着右前方，仿佛听见了来自内心的号召，正要参加建设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去。她的手有没有拿着铁锨、榔头，背后有没有背着草帽、水壶，就不得而知了。大约有的，我没看见，或者我完全忘记了。总之，那种朝气，那种明丽，那种希望和底气、灵动，是这个时代人根本不具备的，也不可能有的。他们全部生活和生命的意义，就是为了劳动，为了建设一个全新的光明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艰难，也不知道困难和苦痛，只剩下汗水与梦想了。

戏院内，是在荒草中由人踩踏出来的一片场地。平时这里是寂静的，连一个人影都没的。但是一到会期，仿佛赶场儿似的，一下子全部冒出来的，又好像是一阵春风，一只大手，突然间便染红了漫山遍野的桃花、杏花。 到了后来，多了一些五花八门的东西。比如打台球。那时候打台球被看做有钱人玩的东西，而且还是从去过大城市见过世面的人才会玩的。老人常常告诫我们，不能学那些人的样儿，他们都是败家子儿，把钱花在那无用的东西上面。但是它的吸引力无疑是大人的教导与呵斥所止不住的，那鲜艳的全色或者花色石球，让那么一支长杆一推，就跌进了不远处的一个洞里。等会儿他们又一个个把它掏出来，用手摆好。瞄准，像打枪那样，“乓”的一声，又四散开了。我那时最幸福的事就是给人捡球。我站在远远的地方（怕那个杆子打着我，至今还是），看到那个白色的球被击飞了，则飞快地跑去捡回来，途中使劲摸呀摸的，然后庄重地交给打球的人。还有抽奖或是摸奖。记得有一年，突然一下子来了好几拨人，他们搭好棚子，里面摆放好桌椅和音响，写着飞机大赛。中央有十二个数字，有一道红光正沿着顺时针转动。然后大家买票，一张2角钱，那么奖金则是2块钱。大家买完了票以后，有个人说开奖了，便按动一个按钮，那么那道红光便会慢下来，直到停在一个数字上。这时，中奖了的那个人便高声叫着，“是我！是我！”挽起袖口，大笑着把票递给卖票的，顺便接回那2块钱。如果买票的人太多，他们会把票涨到5角钱或者1块钱，对应的，奖金则成了5块钱或者10块钱。这可不得了了，5毛钱的，只有大人才玩得起。中了则可以得到5块或是10块，那可是一笔不小的钱了。我是不玩的，因为口袋里只有七八毛钱，玩不了几次的，而且也不能保证能赢。所以我就坐在那个长条凳子上看，用我仅会的加减乘除进行运算，通过这一次的结果和上一次的做比较，多看几次，找其中的规律。如果对了，则极力怂恿我身旁的小弟或者别人去买，并且保证一定会中。中了就得意起来，觉得自己真聪明，还真给算中了。当然，错了就悻悻然，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那样的啊。再后来，有了更夸张离奇的。搭个棚，外面贴了配了图片的文字，说是有一美女，出外采药，被一大蟒吞下，但又没死，成了现在这人头蛇身的模样。看一次收门票5角。我从那旁边经过多次，就是没有进去看。当时只是觉得，看了就没有那份新奇了。后来听看了的妹妹们说，那女的不说话，人问话只是点头或者摇头。那尾巴很长，一直到了帐篷最后了。尾巴上满是鳞片，在灯下闪着光。不过人不能近处看，被铁栅栏隔着，只能远远地看，远远地问。当时大人看的也不少，出来后只是微微笑，并不言语，不做出任何说明和解释，就那么直直地走了。直到后来，长大了，才明白那假得离谱，根本是用来骗人的。且不说这故事真假如何，那人面蛇身的怪物难道不吃饭，不活动，就那么静静地躺在地上，只会点头、摇头。

在后来啊，这样类似的事情就在也没出现过，代之而来的是歌舞团和马戏团。歌舞团就是简易地搭个台子，放着重低音的音响，声音开得很大。有个男的主持人，个子矮矮的，油头满面的，拿着话筒做宣传。有几个女的，穿的很暴露，在台子上扭来扭去。成年男人是最大的观看人群，黑压压一片，单独看着，也不交流，把手在裤子口袋里攥了又攥，手心都被汗浸湿了，然后终于下定决心，买了张票——两块钱一张，进去了。老年人是最反感的，由于劝不住自己的儿子，便对孙子说，那是亏人哩，你不要看，别学那坏样。马戏团，则是老少皆宜、雅俗共赏的，一张票也是两块钱。我唯一只看了一次。先是有孩子站在一块板上，下面有个圆筒，他荡完了这边荡那边，如此巡回往复，展示其平衡性。再有两个人顶缸。缸是瓷缸，油桶子那样粗。一个人顶过去，另一个人接着，用头或者用背。缸辗转于背，平平稳稳，没有任何闪失。还有骑马，展示精湛的骑术。把马打起来，七八匹马一起跑，绕着场地转圈子。有一骑手，忽而从这匹马身上跳到那匹马身上，或骑过立，时而在马头，时而抓着马尾，时而脚跨着马鞍子附身去用手或嘴拿地上的花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压轴节目，叫做空中飞人的。两个人，一男一女，穿着表演服装，身上挂着保险绳，先绕着场地旋转，突然男的抱紧女的，突然离地了，绕着中心那根铁杆不停地转。半空中有很多掉着的横杆，他们一会儿脚勾着脚，张开双臂，想要拥抱未来，一会儿又踩着背，做着各种高难度动作。到了最后，突然他们松开双手，从空中掉下，快到底时，又忽而抓住了事先准备好的横杆，在上面荡几圈后，翻身下来，弯下身子向观众点头致谢。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表演结束了。

        那时，镇中心还没有建起那座花坛，还是空落落一大片，是赶集的人们用来摆摊做小生意的。或卖菜，或卖点针线头脑、底裤袜子等，或卖小吃，主要是凉粉、饸烙面、面皮，油膏、麻花、菜盒子之类。当然，还有我最爱吃的烧煮的豆腐脑。一屡屡的炊烟伴着阵阵的吆喝声，在青天白云里，愈来愈久远......

陇东高原上的人一辈子没啥乐子，除了看秦腔，听秦腔。 每年，总有两次秦腔盛会。一次在农历四月八号，我们那地儿称之为“四月八”；另外一次在农历十月份，我们称之为“十月会”。四月八这一天是固定的，无论刮风下雨，晴空霹雳。而十月会则大可不必，具体在哪一天，由乡政府定夺。那时，人们耳口相传，具体日子早就传开了。甚至还会生发出些许离奇荒诞的传说呢，都是某个谁从他那大舅子的表哥邻居那儿打听来的，据说他在乡政府执事——好大儿一个官呢。

戏台就在正对面的左手边是杂草丛生的荒地，扔垃圾的地方。晚上心急的人方便，就蹲在蒿草里。即使隔得很近，能亲切交谈，也看不见对方的。东面地势较高，是个斜坡，而且那边的墙很高，只有梧桐这类高大的树木把手掌伸过这边来。这里适合上了年纪的人待。他们穿着老棉袄，戴着石头镜，抄着手蹲在墙角，一袋一袋闲适地抽烟袋。我爷爷就是这样的人。每次我去戏园子里寻他，总能在那里找得到。每次我都靠在他双膝上看那些老年人玩一种牌的，我们那里叫做“掀花花”。通常是三个人一组，轮流转，没轮到的人就在旁边看。牌长而窄，中间是人物，画着水浒人物，红楼梦人物，这些是最常见的。两头是黑色红色的点，或并排，或交叉，加起来就是一个数。头家出牌，先出几张自己比较“大的”，也就是厉害的，然后看二家个底家“掀不掀”。掀的话，就出牌，要大过头家出的牌，还要凑够一定的张数。不掀也结束，换人，从头开始。我一直没能弄明白，到现在也是。不明白那小小的卡牌里竟隐藏着那么大的影响和能量，以至于每一个牌摊都围着一群老头子，直至夕阳西下也不散伙。老人们的另一个爱好就是烟锅和石头镜，也就是老花镜。烟锅分为三大件，烟锅头，嘴儿和烟杆。嘴儿以玛瑙为最，石头（玉石）次之，玻璃为下。烟锅头一般都是黄铜的，上面雕刻着古朴的花纹。烟杆呢，铁的，竹子的都有。老花镜，主要是防老年眼花，还有档风沙，遮阳光。当然，他们最拿手的还是对于秦腔的熟知。戏一开，他们就能跟上唱。咿咿呀呀，完全陶醉在他的世界里。至于腔调如何，能否合拍，还有别人的眼光，则全然不顾。若是遇到不懂的后辈请教，那架子可端出来了。正襟危坐，清清嗓子，从秦皇汉武到大唐盛世再到宋元明清，那说得可是一个眉飞色舞、头头是道。正史大传、士大夫之著述，乡野小史等应有尽有，且各有其特色和说道。从开国说道中兴，及至衰颓败落，无论帝王家还是豪门世家，都听得人津津有味，随着故事情节情绪起伏，或扼腕叹息，或喜笑颜开。他们还总结了，秦腔无非是两种内容：奸臣害忠良和相公招姑娘。前一种是王侯将相，后一种是才子佳人。他们不用像小孩子、青年人那样往前排冲，而是蹲在东面墙下的斜坡上，抽袋烟，一个人远远地倾斜着看。小孩子只图个热闹，在人群中钻来钻去，追逐着玩，或央求父母亲人给点零花钱，好去买糖果和玩具。年轻人呢，为了交友或者讨事情，把戏场看做一个“市”而已。只有老年人才是戏文的真正理解者、知音，他们才是真正来看戏听戏的，往往坚持到最后。等到最后一声铜锣敲响，大幕拉下，才站起来，伸个腰，骑着那辆不知道多骑了少年的飞鸽牌自行车回家了，还不忘买两支麻花，几个油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