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事情我想说一说，不说以后可能就会忘记了，因为现在也回忆不全了。
12年进入大学的第一个寒假，我去曾去贵州支教，我们就去做一些兼职来扩充一下我们的支教费用。我们找到了一个兼职，这是我大学第一次兼职，也是最后一次，是去毓璜顶宾馆去做保安。需要准备西服、皮鞋，我们东凑西借，借到了服装。
早上五点起床，我们四个人就起床打了一辆出租车（那时候烟台还没有滴滴快的）去了毓璜顶宾馆，有一个人带着我们去了一个大会议厅门口，大门是锁着的，让我们在这里等着。烟台的冬天，我们穿着西服衬衫、穿着单皮鞋，在室外就那么杵着，刮着大风...一个小时过后，期间甚至没有看到一个人来，突然看到一个穿着旗袍的礼仪小姐，还特别激动，这一定是一场非常厉害的会议，让我们来做保安。
继续等了好久好久，终于在八点的时候接到了电话，让我们去毓璜顶宾馆1206号房间，刚到12楼，我们班团支书打电话：“范明非，你在哪？怎么没来上自习？”，然后我装作身体很虚弱的样子告诉团支书：“蓝瘦，感冒了，起不来了...”团支书：“好吧...”
然后我们进了敲门1206房间，房间是个标间，两张床，进去以后有一个人还没起床，还有一个女人，那个女人说：“坐吧！”然后我们在没有人睡觉的那个人的床上坐下了，睡觉的是个男的，从被子里爬出来，穿着睡衣，然后去洗手间洗漱，那个女人也没说什么，我们就坐那等着，这个男的洗漱完了出来，坐在床上，第一句话：“一会你们跟着我进会场，你们当我的保镖。”我们四个一脸懵逼，不是说保安么，心里都在这么想，也没说出来，想了想当保镖也挺刺激的。然后那个男的问：“你们都是什么专业的？”我们之间有个男生说：“我是生物工程。”那个男的很激动说：“我也是啊，我是四川xxxx学院的生物工程专业。”然后我们简单聊了几句，其实我都忘记聊了什么了，毕竟过去四年了。
到了接近10点的时候，我们就跟着他到了会场，我们四个保镖排成两队在会场大门口杵着，然后他找了一个房间躲着。会场的门是关着的，就听着里面有个女主持人在介绍一个人，他是休斯顿大学的医学博士，他特别热爱公益事业，他非常有爱心，曾经有一场大火，把一整栋楼烧了，他听说12层有个老人不能下来，他徒步跑到了12层把老人抱下来，在非常危险的时刻，把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老人抱了下来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事情。那个女的继续讲着一些感人的事情。
接着，大家都非常期待看到这个传奇人物的时候，主持人请这个人进场，然后大门打开，只有我们四个人杵在门口，我们一眼望去，里面人山人海，都忘我们这里看，然而他说的那个人并不在门口。女主持人继续介绍这个休斯顿大学的医学博士，又讲了一波故事，接着还是请这位博士进去，然而这位博士还没有出现，这次呼声更高。
直到第三次，这位博士来了，我们就跟着后面，进去了，走到会场的最前面，一路走我一路看两边，做好保镖的本职工作，发现两边的这些观众全是上了年级的大爷大妈，胸前还都挂了一个牌子，具体内容我也忘记了，好像是什么养老院还是俱乐部？
我们走到了会场的主席台，博士在桌子前站着，我们四个在他后面分散开，背着手站在那。他拿起话筒开始讲了。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他小的时候，父母双亡，村里人觉得他克他的父母所以没有人愿意收养它，后来他到了养父母家，养父母对她特别好，供他吃穿读书，等到十六七岁的时候，他的亲叔叔突然回来找他，他亲叔叔在英国休斯顿大学当博士生导师，有自己的实验室，当时回来找他都上报纸了，说英国休斯顿大学博士生到时回国寻亲，就是为了找他，然后他跟着他的叔叔去了英国，在休斯敦大学读书，后来考上了休斯顿大学的医学博士，在他舅舅的实验室工作，后来他舅舅的生病了，身体每况日下，他一直也在做慈善。期间还描述了他有多爱国，他回国就是为了把更多的医学知识带回国内，让国内的老人更健康，期间还描述了日本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唱了中国国歌，讲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下面一个老人大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然后说，他生产了一批保健品，本来是运往日本的，后来他决定，不卖给日本了，留在中国，给中国的老人，让中国的老人更健康。但其间我看到一位老人始终没有动色，一直很严肃的看着他。
最后说，让每位老人第二天带着50块钱过来，然后管中午饭，还送保健品。
刚进来的时候，好多人拍照，被工作人员阻止了。
当这个演讲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原来是骗人的，其中有个剧本细节是保镖给博士送一杯水，因为博士要拿话筒，需要帮博士把杯盖打开，然而我的队友很理性的没有给他扭开杯盖。
会议结束，我们要保护博士出门，那时候场面完全控制不住，一群大爷大妈直接围上来，拍着博士的肩膀，说“好样的小伙子，你是中国的希望！”“小伙子，这是我儿子电话号，以后你带着我儿子干吧！”还有好多要签名的，保镖完全被挤出来了。
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宾馆房间，女的很不满，说效果不好，最后退场的时候效果不好，都控制不住哦，男的说，这不是挺好的嘛。然后女的问，接下来咱们买什么药，男的说了xxx，具体什么药我也不记得了。
告辞以后，我们就走了，打了个车回了学校。
晚上开会说这件事情，我们考虑要不要报警，咨询了学法律的同学。后来还是没报警，后面的几天我们也没有再去。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四年了，慢慢在我脑海中遗忘，但有时还是会在我脑海里浮现，我还是决定把这件事情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