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给民众直接发钱，对于国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甚至觉得这根本不可能，但世界就是那么现实、那么真实。
在近代全球经济的模式下，难免会遇到经济危机，国家内部往往会伴随着生产过剩、企业破产、失业率飙升、金融市场动荡。这也导致“生产无限扩大”与“消费能力不足”的失衡。
很多发达国家的直接做法就是给民众发钱，这样可以迅速刺激消费，恢复市场活力。发钱给民众，民众通常会迅速消费，购物、旅游、改善生活，资金重新流入市场，经济循环很快就能恢复，短时间内就会见效。
发钱也是一种最直接的财富分配手段，把富裕群体的钱挪到中下层的腰包，让他们去消费，从而提高供给侧的利润，形成良性循环。发达国家会通过发钱来调整社会资源分配机制，缓和矛盾，让市场重回公平自由的竞争状态。
通过发钱刺激消费，可以从海外增加消费品进口，使市场上供给大幅增长，虽然物价可能会上涨，但社会总体平稳。
我们来看看曾经或正在考虑实施给民众发钱政策的国家，以及在疫情期间及后续经济刺激中，很多发达国家直接发现金或定向补贴：
美国：美国在疫情期间，8700亿美元流入居民手中，2020年美国参议院以96:0全票通过规模总计高达2万亿美元的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这是国会有史以来通过的最昂贵而且影响最深远的措施之一。其中，法案规定将给予美国年收入7.5万美元或以下个人可得1200美元（约合人民币8400元）直接补助，其子女（17岁以下）每人500美元。当受助对象的年薪超过7.5万元时，派现金额将逐步下降。年薪超过9.9万美元且无子女的单身人士、或年薪超过19.8万美元且无子女的已婚夫妇，将不能获得补助。针对美国民众的派现金额总计为3010亿美元。
德国：2020年，德国财政部长舒尔茨宣布推出一项用于救助小企业和自由职业者的民生政策。其中，小企业主（1至5人就业的公司），个体户如艺术家、职业摄影师、护理员等，每月可得到9000欧元（约合人民币70000元）的补贴，为期三个月；5人至10人的公司可获15000欧元的补贴，为期三个月。
加拿大：2020年，加拿大国会也通过了巨额援助法案。总理特鲁多称，全加拿大在上一周有近100万人申请了失业保险。他说，所有因新冠疫情失去收入的加拿大人，都可以获得每月2000加元（约合人民币10000元）的加拿大紧急救助金，并可以持续领取4个月。该方案面向的群体包括失业群体、生病群体、自我隔离的人，也包括在家照顾孩子的父母，以及因为公司运转不力领不到工资的群体。
澳大利亚：2020年3月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650万福利金领取者和养老金领取者将开始收到750澳元（约合人民币3150元）补助金，这笔现金将直接打入其银行账户。此次现金补助主要面向社会福利保障金领取群体，包括养老金领取者，失业津贴、残障补助金、照顾者津贴、青年津贴、退伍军人补助和家庭税务福利的受领人，都将获得这笔钱款。健康保健卡持有者也将获得这笔现款补助。
英国：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表示，政府将为无法工作的人员支付80%薪酬，在最初的3个月里，每月最高2500英镑（约合人民币21000元）。
法国：法国等主要通过工资补贴和失业救济支持受影响的就业人群。
日本：在疫情期间，如果满足特定条件，补助金可能在20万至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29万至1.93万元）；可能最早在5月份开始发放。除了现金之外，为了刺激日本国产的鱼类、肉类产品产品销量，日本自民党26日还召开会议，讨论发行国产牛肉等肉制品以及金枪鱼、海胆和螃蟹等水产品的商品券，具体面额和发放对象将另行讨论。
瑞士：瑞士曾考虑实行“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即每个瑞士公民都能无条件获得每月2500法郎的补贴，但最终在全民公投中被否决。
韩国：韩国推出全民消费券，最高可达45万韩元，并针对特定地区追加补贴。
新加坡：新加坡向中低收入阶层及特定年龄组发放现金补贴。
泰国：泰国分批次向数千万民众提供资金补助以刺激消费。
缅甸：缅甸政府近年来致力于改善国内民生，提高民众福祉，并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为缓解疫情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实施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其中包括向百姓发放现金补贴。
中国香港：中国香港多次推出纾困措施，包括向雇员发放每月8000港元的保就业补贴，以及向失业人士提供不低于1万港元的资助。
中国澳门：中国澳门连续多年向永久性居民每人发放1万澳门元，非永久性居民6000澳门元。
中国台湾：中国台湾曾有提案计划每人发放1万新台币，具体实施情况视立法进程而定。
发达国家的这种直接发钱模式，被国内一些媒体通常用“懒政”来形容，但就是这样的懒政的确在发达国家是非常有效的。
发达国家采取这种财政政策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发钱增加社会成员的收入，而是为了促进社会的消费，从而稳定经济的增长。每个国家经济的构成是不一样的，美国经济构成70%来自私人消费，17%来自于政府开支，18%来自于投资，-5%来自于净出口，其他G7国家也基本上保持相似的经济结构，因此政府通过补贴收入的方式来维持私人消费水平的稳定性也是为了整体宏观经济的稳定。简单来说，发钱就是为了让社会成员能有钱消费。
同时，由于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发达国家的社会成员往往没有储蓄的习惯，因此政府补贴收入后能够快速反应到消费上，一些国家甚至是以信用卡为主的借贷式消费，因为暂时性失业，信用卡还款受损，有可能会出现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因此发钱在这些国家很大程度上能够实现政府财政政策的目标。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社会福利体系的不完善，社会成员对未来生活的保障性和确定性仍然还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个体的积累，通过发放现金的方式刺激消费的反应机制相对比较慢，长期来看最终会反应到消费上，但是对于应对新冠疫情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应急性策略，因此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采取直接提供服务或者是消费券等方式来应对这个问题。
从税收体系来看，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着本质区别。美国等国家税收体系中消费税占比颇高，消费行为即时产生税收，所以刺激民众消费能快速增加税收，政府有足够动力鼓励消费。而发展中国家税收大头是增值税，占全部税收60%以上，且在生产流通环节征收，消费者终端消费对税收影响较小，大部分税收已在生产流通环节完成，这也使得发展中国家直接发钱刺激消费的动力不足 。
发达国家能给民众直接发钱，这也和发达国家的制度有关，在三权分立和民主的国家，面对经济危机，每个民众都有选票，每个选民都会倾向于选出承诺改革的派别，发达国家的执政党的这种直接发钱也成为缓和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非常规手段。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发达国家没有国企，除了政府行政部门，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由政府主导或强力监管，其他领域都是高度市场化，发达国家拥有健全的就业登记、税务和社保系统。政府能迅速通过劳动合同和失业登记锁定受影响人群，精准发放工资补贴或失业救济，而非无差别的“全民撒钱”。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这样的言论：美国人负债累累、寅吃卯粮，国人勤俭节约、储蓄丰厚。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国人的美德，但从经济学角度看，正是这种"高储蓄、低消费"的模式成为制约国内经济发展的阻碍。
企业生产商品需要有人购买，而员工获得收入后又形成了新的购买力，这个正向循环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如果所有人都把钱存起来不消费，企业就会失去订单，进而裁员降薪，最终导致整体经济萎缩。
人们不是不愿意消费，是劳动的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工作压力大，加班时间长，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少等，不管是养老、教育、医疗、住房，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和压力，这也都是国人不敢消费的原因。
尽管人们通过辛勤工作积累了财富，但一场大病可能会让这些财富瞬间化为乌有，甚至让一个中产家庭回到解放前。因为医疗费用高昂，而且一旦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因为疾病而中断，家庭的经济状况可能会迅速恶化。
曾记得在《我不是药神》里，一群被白血病药拖垮的家庭铤而走险，从国外运回来了大量的低价药，然而这批药被政府认定为假药，并派警察前往搜查时，一位老妇人拉着警察的衣袖，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我不想死，我想活着，行吗？谁家没个病人，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
曾经有人做过一份调查，问题是："当家里有人身患重病，你愿意出多少钱来为他治疗？"经过统计，80%以上的人们表示，他们愿意"用尽家产"，来拯救家人。
而房奴现象导致了购房者产生焦虑情绪，沉重的房贷负担让人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也因此，限制了人们的消费能力，这也加剧了社会分层，因为高位上车者资产缩水，而无房者观望，贫富差距从有房/无房转向正资产/负资产。此外，房地产市场的不稳定对整个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直接影响到了消费、投资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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