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是个安静的孩子，童年比较单调，和父亲去看电影算是很深刻很愉快的回忆。

其实与母亲也看过电影的。读书前还住在乡下，大队里会放电影，农村的孩子都知道，那是如过年一样的盛事。不过我那时太小，没有多少印象，母亲也说每次我看到一半就睡着了由大人们背回来。依稀记得几部打仗的片子，《铁道游击队》、《地道战》、《上甘岭》之类，白羊肚手巾衬着浓眉大眼的英雄脸，战士们一跃而上疾驰的火车，敞开的衣襟迎风飒飒，可能我就在枪林弹雨的呼啸中倚着母亲沉沉睡去的。

进城后，父亲机关里定期会发电影票，两张，有时遇着同事不看便送给他，父亲就能把我和弟弟都带上。

那时单休，一般都是在周六傍晚，父亲下班一进门就宣布，早点吃饭今晚看电影。我和弟弟欢呼完后迅速响应，以平时两三倍的速度扒干净碗里的饭菜。在父亲抽烟喝茶的间隙，我还要在镜子前重新扎好小辫，它们总是不那么听话，难得一般齐，再换上相对而言比较新的鞋子，抻一抻衣服或裙子上的褶皱，在弟弟早已不耐烦的催促下，满心欢喜地被父亲牵着，去参加这人生中为数不多的重要文娱活动。我拿着手电筒，一路上昂首挺胸、趾高气扬，向每一个熟识的人大声宣告：我们这是看电影去！那神情仿佛和去北京一样骄傲。

电影院是一幢苏式大礼堂建筑，红砖砌就。很多扇对开的红木框玻璃门，门后浅蓝色帏帘绷出风琴褶。它们平时都紧闭着，每周大概两三个晚上会齐齐敞开，就是有电影放映了。

这道门后是狭长的大厅，南边角落里柜台围出一个小卖部，父亲偶尔会给我买瓶桔子汽水或一根果丹皮，很少的几次。北边有一长溜玻璃橱窗，夹着最近的电影海报、人民日报，供等候入场的观众浏览。

我没兴趣也看不懂这些，只焦急地等待中间检票的那扇门拉开。两位验票员各守一边，傲慢而又无情，拥有无上的权力，决定着我今晚欢乐时刻的开启。很长时间我都挺羡慕这份工作，开映后他们大概可以掀开一点门帘免费看，什么好电影都不会错过，还有工资拿，多美气的事儿！

验票后又面对左右两扇门，都有厚重的帘子遮掩。我以为是不能走错的，只有紧紧拉着父亲的手，跟着人群鱼贯而入，眼前尽是大人们的裤腰和摆动的手臂。

里面很黑，眼睛好一会儿才适应。远处舞台上齐崭崭亮出一幅宽屏白幕，有先到的小孩子在台上打闹，木地板被踏出咚咚的鼓点，他们扯着白布晃荡，屏幕便漾出一道道的水波纹，我很是心疼，仿佛这将破坏随后的电影观感。大人们习以为常并不制止，我还没有冲过去喝斥他们的胆量，于是心里忿忿地，也想上去这般耍一番，终究不敢。

电影院的椅子和现在差不多，不过那时是木制的。最边上的椅背竖写着白色的“第*排”，每张椅子靠背后面横写着座位号，并不是连号，都是单数或双数，我至今也没弄明白这么编排的道理。

我的视力好，坐前后或偏一点都无所谓，只要不在安全门边就好，那里时常有人进出上厕所，实在影响观影体验，而且冬天灌冷风。其次不理想的座位是二楼看台的正下方，有不文明的人会吐瓜子壳之类，落在身上很恶心。

终于熄灯，周遭隐去，屏幕亮起，激动人心的时刻开始了。不得不说，儿童是最忠实最热忱的观众，我目不转睛盯着屏幕，连厕所也忘了上，唯恐漏掉一帧画面一句台词。电影的世界是如此玄妙又扣人心弦，我的心随着剧情跌宕起伏，冲上波峰滑入浪谷，开心时直拍父亲的大腿，仇恨处小手攥拳两眼冒火。只是很奇怪似乎没有哭的记忆，实在不符合一个绰号“哭鬼子”小姑娘的性格。

看电影时并不安宁。座位逼仄，有晚来的、上厕所的须得起身让行。还有查票的，一般在放映中途，查票员拿着长长的手电筒，威严地扫射每一排座位，以及大厅四周。发现挤着坐的，站着看的，一律揪出来，没票免不了当场被赶出去。

电影结束了，随着汹涌的人流出来，夜很黑，秋虫咕咕私语，夜露悄悄降临，我胸中依然涌动着隐秘的兴奋。路灯下我们仨的影子拖得长长的，我和弟弟互相踩对方的影子。弟弟抢过手电射天上的星星，又放在下巴颌往上照，翻着白眼吐出舌头扮一副鬼脸，吓得我尖叫着躲去父亲身后。真希望回家的路再长些，似乎没到家，这欢乐就不会结束。

那些年跟着父亲看过不少电影。记得蒙住眼睛又忍不住从指缝偷看的《聊斋》故事，记得《高山下的花环》中那位“奶油小生”唐国强，记得《大桥下面》龚雪美丽哀伤的大眼睛，记得《庐山恋》张瑜甜美倾城的笑容。

唯一和同学一起去看的电影是《少林寺》，这部片子当时真是火爆得不行，售票处排起长龙，有个同学的父亲在电影院上班，帮买到几张票。场场座无虚席，凡是能站人的地方都塞得没一点空隙，一个个踮脚抻脖子也要一睹风采。那时的李连杰真年轻，天不怕地不怕的眼神，离那场让他心生敬畏的海啸还隔着几十年光景。

那么多美好的人儿都老了，几乎不演电影了，他们的芳华留在那个时代，那也是我的童年时代。如今看电影再没有那般投入了，哭也罢笑也罢，心里明明白白的，那都是别人的故事。